为凑够手术费,舒尔做过很多兼职。(图/Pixabay)
为了说服医院同意住院治疗,舒尔还提出法学院的朋友曾告诉她,民法典规定成年人住院时,可以自己在治疗方面做决定。情况和她一样的,还可以申请委托协议,由成年朋友和亲属商量后,代替亲属陪同去医院。
似乎是害怕医院仍不认可,舒尔又特意提出了一种打消医院顾虑的方法:由村委会开具无亲属陪同住院的证明,并让医生和母亲视频电话确认母亲已许可手术。
院方只回复了舒尔短短几句话:“不行哦,得家属来,至少谈话、签字的时候要来。”
无奈之下,舒尔只能尝试再次劝说母亲,但母亲仍不为所动,晕车似乎成了母亲无法向外走的“护身符”。舒尔又提出让舅舅或者小姨之类的亲属代替母亲到医院面谈,再次被医院拒绝。
深夜无人时,舒尔总会想起自己患病这些年的经历:明明小学时就因脊柱侧弯出现了明显的身体畸形,但父母一直不为所动;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上课时只能趴着以缓解疼痛;虽然曾多次和父母提出去医院检查,但直到12周岁才确诊患上了先天性脊柱侧弯;母亲宁愿将钱全部用于翻盖房屋,为弟弟结婚做准备,也不愿拿出来用于她的治疗,她只能拖着病躯,通过卖花、送外卖、在医院做陪护等方式赚取医疗费。
如今,她好不容易看到了一点曙光,却又再次被现实遮蔽。她能理解医院这般规定既是为了防止医闹,也是为了让家属和病人一同参与决策,避免病人随意就医。
“但从我自身角度来说,重病人士本就会因为疾病身心俱疲,好不容易长大了,可以自己看医生,又被告知需要满足某些条件才能就诊——这对我来说,何尝不是新的困难?”舒尔说道。

意定监护,为单身,为你我
两次委托朋友签字的经历,让王红对变老这件事少了几分担忧。她说:“社会是与时俱进的,单身人士越来越多,将来应该会也肯定会出台相应的法规。”
但在她身边,一些和她年龄相仿且未生育的朋友仍会不时谈起将来的养老问题。一位单身离异且独居的朋友和王红约定,两人如果超过三天没有联系或者没有更新朋友圈,就要到对方的住所确认安全;另一位同龄单身的朋友在父亲生病时,曾惋惜地和王红说道:“我爸爸生病时,没有人能给予我情感支持以及切实帮忙解决问题。你说,会不会有个小孩或者对象会好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