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逴在自己的书房里（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另一种生活
朋友向我推荐了一本散文集《火流星飞过马尼干戈》，这本书的作者阿逴在“使不上劲的30岁”离开城市去藏区小镇马尼干戈，写下了身处其中的所见所闻。她说这本书让她联想起刚刚辞职的自己，即便不能去藏区小镇，“通过阿逴的眼睛，你也能见到另一种生活的状态。”
看到类似“另一种生活”的字眼，我会想起作家梭罗。梭罗的30岁在瓦尔登湖畔度过，他在进行一项最低限度的生活实验。他认为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奔波劳碌，用劳动和时间来换取物质条件，却没有享受真正完整的生活。他要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在离群索居的森林，住自己盖的木屋，用自己开垦的耕地种植粮食，思索什么是生活的必需品。某种程度上，梭罗的瓦尔登湖就像是现代人的一个精神锚点，提醒我们还有更多的生活选择。
马尼干戈位于四川省西北角，是甘孜县与德格县之间的小镇，平均海拔3880米。它的名字会出现在一些“川西大环线”的旅游地图上，小镇本身名气不大，但附近的雀儿山和新路海是川西有名的雪山和湖泊。我见到阿逴时，她开一辆黑色的SUV来甘孜县城接我们，从甘孜县城到马尼干戈的路途是她最喜欢的一段路。公路两边矗立着一座又一座雪山，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的金光，只有在后视镜中才能看出原本冷峻的蓝灰色岩体。接近小镇时，雪山与公路之间填满大片金黄色的牧场，散落其间的黑色圆点是一头头黑牦牛。
阿逴是重庆人，她跑遍了川西的路。川渝地区的交通线路成熟，高中毕业的暑假，她就一个人坐大巴车从重庆到了若尔盖草原。此后，每一年的寒暑假她都用兼职赚的路费旅行。她喜欢去国内的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对沿海地区不感兴趣，“经济发达的城市消费高、规则多、人情少。”
马尼干戈通往成都的国道上（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2014年，大学毕业，阿逴应聘了一份文秘工作，着装、发型都有既定的要求。她觉得自己仿佛一株盆栽，被迫裁剪成型。她很快放弃了这份工作，来到马尼干戈的寺院做义工，教年幼的孩子们学汉语拼音和乘法表。支教只持续了一个季度，但阿逴跟马尼干戈的联系没有断。她和朋友们发起一个蔬菜供应计划，给寺院里的孩子们提供土豆、白菜以外的新鲜蔬菜。这个公益行动持续了十年。
年近30岁时，阿逴惊觉自己一事无成，“花了很长时间去念书、学习、挣钱，也尝试着走近喜欢的事情——写作，又缺乏勇气，担心无法养活自己，于是浪费更多时间去做看似相关的工作。”那一年，她拒绝了所有能带来收入的工作，全心投入剧本创作，却以失败告终。
在犹豫是该去找一份工作，还是继续做个人广告工作室的时候，阿逴做了三个梦，几乎能连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她决定再冒险一次，把重庆的房子挂到售卖网站，带着三个梦中故事去往马尼干戈。
仁措的父亲是画唐卡的画师，阿逴把他喊做“叔叔”（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高原寒冬
2021年年底，马尼干戈大雪封山，阿逴搬进了仁措的家里。仁措和弟弟曲吉是本地寺院的年轻僧人，他们的父亲是画唐卡的画师。阿逴在寺院教书时认识了他们，相处得很好，把仁措父亲喊作“叔叔”。
阿逴首先要适应的是寒冷。马尼干戈的冬天被严寒主导，冷得凛冽而残酷。气温最低的时候有零下二十多度，室内不比室外暖和多少，人进屋子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牛粪或木柴把火炉烧起来。藏族本地人会在火炉四周摆一圈木塌，白天是沙发，晚上是床。阿逴一个人睡，夜晚烧火炉麻烦，改用电热毯取暖。早上起来一看，夜里呼出的气体在毛毯上结了一层冰碴。刚来的时候，阿逴弄坏了许多东西。她没想到洗衣机里的零部件会结冰，强行运转，烧坏了电机。她没用过藏式钢炉，把热水瓶放在钢炉上，烫穿了瓶底。
自来水管在11月就被冻住，整个小镇只有几个地方能取水。人们带着各式各样的储水容器去装水，运回来还要费心防止水被冻住，不是放在太阳底下，就是放在火炉边上。水都得省着用。10年前支教时，寺里的孩子告诉阿逴，直径和高度约1米的两大桶水能让三十多人用半个月。因为长时间没有水洗漱，不少孩子出现皮肤感染的问题。阿逴曾跟寺里的僧人一同带孩子们去野温泉洗澡。
那处野温泉至今还开着，价格没变，每人收费10元。温泉在山谷溪流旁边，几个大小不一的石头池子，用水管接通了地下温泉水，池子之间只用木板和铁皮隔开。我们去的时候，赶上附近村子的人集体出来洗澡，溪流边人声鼎沸，好不容易摸着石头走到女池，里面已经有一对母女。年轻女性抬头怯生生地问，“你们要下来一起泡吗？”见阿逴毫不犹豫地脱衣服下池，她很高兴，“以前有汉地的人不愿意，觉得我们脏。”阿逴气愤地说，“谁比谁干净呢？”
野温泉是马尼干戈冬季重要的洗澡去处（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阿逴曾在散文中写道：“这里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二十多度，没有取暖系统，没有自来水，不能洗头洗澡，所有未经保暖的瓶瓶罐罐都会冻成冰块。每天早上醒来毛毯上会结一层冰碴，那是我夜间呼出来的气——即便如此，这样干净的地方，我待得下去。”
现在阿逴住的是自己改造的小平房，方正的空间用木板分成书房、客厅和卧室，除了客厅的那架钢火炉，室内布局更接近现代公寓。晴朗的日子里，阳光会在上午照射进客厅，再逐渐转移至书房，最后消失在窗外，窗外的远方是白茫茫的雪山。
阿逴的大部分时间在书房度过，她写小说，一天最多能写4000字。编辑陈凌云后来看到书稿时发现，阿逴每天开始写之前会先写上那一天的日期——她在乎自己每一天写的字数。即便搬来马尼干戈，阿逴还是没有逃脱焦虑的情绪。“有一段时间很痛苦，同学们都混得很好，在房地产公司、金融行业、互联网大厂等地方工作，而我退出了大家都在过的生活，像是一种不正当的逃避。”
阿逴承认自己的选择带有“逃避”的成分。在她看来，无论是找工作还是经营工作室都难免“出卖部分自我”，“有时甚至需要跟人斗智斗勇，以防被骗走所有拍摄素材，项目结束后还得跟客户摇尾乞怜似地追款。”她想要告别这一切伤人的事情，远离城市。
但她心里又有一个声音在控诉，为什么不接受城市的规则就是“逃避”？为什么工作才是正当，不工作是不正当？“我是勤奋、自律的，但我有时候觉得这是一种劳工阶层的自我驯化。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价值，是意识不到自己的价值被榨取了。我是一个意识到了的人，所以我（选择了）退出。”
与城市不同，马尼干戈是一个远未被商业社会掌控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家以放牧、挖虫草为生，许多孩子长大后的志愿是当和尚，人们共享着山林和庙宇。阿逴说，“马尼干戈的生活逻辑不是竞争。”竞争带来防备，共享是竞争的反面。
一个藏民在飞机上俯瞰马尼干戈河（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藏区的生计
在马尼干戈与阿逴来往最多的是表哥一家。这是个热闹的大家族，吃饭时，全家人挤挤攘攘地能围满一张茶几。表哥的妹妹常年住在牧场，在镇上上学的孩子寄住在表哥家，两家小孩的人数加起来够一支足球队。
表哥原本也是牧民，从草原搬到小镇后不放牧了，但还会帮助妹妹处理特殊情况，例如给牛打预防针、治病，寻找走失的牛，参与每年夏冬两季的转场。妹妹家有两百多头牦牛，平时养在家里的牧场，冬季赶向高山，夏季赶往峡谷，人也随之迁往季节性牧场。
阿逴体验过一次夏季转场。牦牛们翻山越岭，一边前行一边吃草，赶牛的人走在牛群四周，孩子们也学着挥舞鞭子，喊着赶牛的号子。人和牛贴着草甸走，头顶是云雾弥漫的天空，四周是更高更远的山。接近峡谷的牧场小屋时，孩子们和牛群一同冲下山，谷底是一片开满黄色花朵的草地。整个暑假，妹妹家都将在这片深山峡谷中度过。
在马尼干戈，与阿逴来往最多的是表哥一家（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表哥不放牧了，他的春夏都在山间挖虫草和贝母。马尼干戈的村子都有山，山里的草药由本村人共同拥有，虫草是其中最贵的。村民们会约定一个开始采挖的日期，谁找到，虫草就归谁。表哥称这个日期为“开张”的日子，一般在每年的4月底。到6月初，山里的虫草就基本上被挖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表哥夫妇采挖的虫草能卖出几万元。
对于牧区的人来说，卖虫草是为数不多的现金收入里重要的一项。不到万不得已，牧民们不会出售牦牛，他们会从牦牛身上获得自家所需的奶、肉、毛皮和作为燃料的牛粪。将多余的产物出售，价格往往不高，一麻袋牛粪的价格是5至8元。近几年来，虫草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表哥说以前一天能挖到几十上百根，现在十几根就算不错。但虫草的采挖季依然是镇上最忙碌的时候，收购虫草的小贩涌入小镇，放牧的人也会在干完活儿后加入寻找虫草的队伍。
在山间找虫草很考验眼力和经验。虫草的虫体埋在土壤里，只有一截细长的菌孢露在外面，颜色接近于土壤和枯草，弯腰伏在山地上搜寻才能发现。长时间跪在满是石块和枯枝的地上，藏族女人们往往穿着厚厚的带绒毛的半身裙。阿逴穿着薄裤子找了半天，不仅膝盖受罪，眼睛也疲惫不堪。她跟着不同村的人上过几次山，没找到过一根虫草，注意力总是被昆虫和杂草分散。“也许是因为我不靠虫草生存，所以才看不见它。它只出现在需要它的人眼前。”
阿逴看着村民们结伴找虫草，谁找到了，其他人就上前赞叹一番，然后在发现虫草的位置附近继续搜寻。休息的时候，男人们抛掷着手中的锄头玩儿，女人们摆造型拍照、逗弄带在身边的孩子。山上没有信号，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很容易对眼前的人产生一种理想化的投射，仿佛他们只需最低的物质需求。“也许只要吃饱穿暖，有房可住，有医能求，有人相拥就够了吧。”
现实的马尼干戈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需求。采访期间，住在隔壁的邻居想找阿逴拿感冒药，她又带了些药去看望表哥家生病的孩子。我们去寺院见阿逴的朋友们，僧人莫呷聊起他受伤的手臂。几年前他在寺里做饭时，右手不慎卷入绞肉机，小镇卫生院和县医院没有医生能处理这样严重的伤势；僧人们带着他和手臂的残片疾驰一千多公里，到了成都的医院才保住性命。
阿逴在本地寺院认识的两名僧人，右边的莫呷曾因手臂卷入绞肉机而受伤，在成都的医院被救回性命（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他们似乎从不焦虑存在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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