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今日说法》报道，杨母为单身母亲，原有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唯一住房，有独子小杨。她卖房得370万并转账给儿子，用于购买通州区一套面积较大的房子，自住且给儿子当婚房用，产权证上只写了儿子的名字。
2019年6月，小杨结婚，杨母与小杨夫妇一起住在新房里。婚后不久，儿媳就与杨母因日常琐事发生矛盾。坚定站妻的小杨与杨母的关系也不断恶化。之后，小杨夫妇从新房搬出。后来，因妻子再次与杨母发生争吵，小杨一怒之下，将杨母微信拉黑。
2022年，为了解决女儿上学问题，小杨向外婆发微信：“把通州的房子卖了，让我妈拿着她原来卖房的钱再换一个房，我再攒钱买一个房。”“如果我妈不能同意，一个月后我将上法院起诉我妈，要是真的闹上法庭，我们母子情分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知悉儿子所说的话后，杨母说她“彻底心寒了”，表示如果小杨以排除妨害为由起诉自己，她会“无家可归”。于是杨母起诉小杨返还购房款370万元，以备将来养老之用，获得了法院的支持。这个判决符合习惯法，或曰善良风俗。
这是一个大家庭本位与小家庭本位冲突的典型案例。现在的成文法框架，讲的是个人本位与小家庭本位：财产的划分是以个人与小家庭定边界的，小家庭则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父母把子女养成年，已经尽了抚养义务，成年子女则对父母有赡养义务。
子女未成年，要仰仗父母的关爱、照顾与保护，父母对子女有监护权与控制权。子女成年后，脱离父母，另组核心小家庭，如果结婚、买房靠的都是自己，并没有从父母那里取得资助，也不期待从父母那里获得大额财物或遗产，那父母并没有干预子女生活的正当事由与有效抓手，子女从大家庭“独立”并获得小家庭的“主权”。这是一种正常的家庭代际权力转移。
但是，如果一方面子女结婚买房得到了父母的大额资助，另一方面又想软饭硬吃，拒绝父母对自己生活的干预（“建议”也好，“指手画脚”也好，其实都是那么一回事），本质上是拒绝父母履行“出资人权利/权力”。
就本案而言，儿媳与杨母因“日常琐事”发生争吵，起于儿媳看不惯婆婆的生活方式也好，或者接受不了婆婆对小夫妻生活方式的干预也好，具体的争吵或有不同的是非曲直，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当是：婆媳在争夺房子内、这个家的话事权或主导权，或一方认为另一方侵夺了自己对房子内物事、这个家的话事权或主导权。这是诸多婆媳矛盾的实质。
现在网上有很多毒鸡汤，诸如 “丈夫必须站媳妇，否则就是妈宝男”，大概是因为媳妇或自我代入媳妇的人上网多、婆婆上网少，前者的声量更高更大。在杨母出了370万、给小夫妻提供婚房之后，在婆媳发生矛盾后，儿子不是调和矛盾，反而一味站媳妇，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说明儿子对作为长辈兼出资人的母亲并没有什么尊重。网上有不少声音，挖苦小杨“娶了媳妇忘了娘”。
此后，本来“把通州的房子卖了，让我妈拿着她原来卖房的钱再换一个房，我再攒钱买一个房”，不失为一个硬气且可行的方案，但同时小杨又拿“起诉”“母子情分”来威胁母亲，就有些不知所谓了。在庭审中，杨母要求把370万认定为借款，小杨则要求认定为是母亲赠与，就显得出尔反尔了。
法院最终认定为这钱是借款。但就算赠与，也是有条件的且可以撤回的，杨母把这钱给儿子买房，且只写上儿子名字，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这钱无条件给你了，买的房写上你的名字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而是“妈妈我全部家当都拿出来给你备婚房了，与你们同住，你得好好养我的老了，只写你的名字是希望你将心比心，我不仅有居住权，还应得到尊重”。
小杨夫妇不仅拙于管控代际冲突、藐视出资人权力/权利，反而主动升级矛盾，视寡母为寇仇，如此举措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以利害衡量也是不明智的。
坚持个人本位+小家庭本位没问题，同时坚持独立自住、拒绝父母的大额资助就行了；接受了父母的大额资助，就要尊重出资人权利/权力，甚至要有做小伏低的觉悟，姿态高的父母当然可能不干预，但这种情况下不干预是情分，不是本分。“既要又要”是不行的。
更进一步，这一案例对为人父母也是一个警示。把孩子养大成人，作为父母的本分已经完成了，法定责任已经履行了。不能随随便便把自己的老本交给子女，主要资产一定要控制在自己手里。子女需要大额资助，可以明文的方式出借，规定本息与偿还计划，或者至少要
明确父母有索回的权利，不要让子女觉得父母对自己的爱是无条件的，可以予取予求的。
亲子之爱一定是双向的。不少父母成为子女的工具人，出钱出力，还被小夫妻挑剔背刺，是令人悲哀的。
作者：陈斌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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