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阅读，在路上写作 ——单霁翔谈枕边书

           

                  

主持：宋庄


中华读书报：先请您谈谈自己的阅读经历吧。

单霁翔：我1954年出生，小学五年级赶上“文革”，15岁下乡，17岁回到北京当工人，先当炊事员，后来当机修钳工。我在25岁前较少受到正规教育。我父亲是教文学的，有很多古典文学著作，鼓励我多读文学作品。那个时候新华书店也没多少书，工友们互相借阅，看了一些外国文学，像狄更斯、巴尔扎克、大仲马等大作家的作品，当然也有《静静的顿河》等，每天下工了就看，如饥似渴。

我姐姐北大附中毕业后把教材留给我，当时我也没什么目标，纯粹是怀着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都看，看不懂就学、就问，因为我们是半导体器件研究所（后来叫无线电器件厂），有很多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没想到自学的内容恢复高考就用上了，我成绩不错，成为国家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

早期是遇到什么书就读什么。大学专业是建筑学，虽然是工科，文理科知识都涉及，比如建筑学要绘画、绘图，跟艺术有关，建筑结构涉及计算，又跟理科有关。回国时我没买任何一件电器，27箱行李，3箱杂物，其余都是书。我想国内搞建筑设计的书恐怕很少，就去书店把能买的都买了，太贵的我就复印。很可惜，后来这些书也没派上用场。回国后我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方方面面，阅读面更广了。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您最初写作重点是专业著作，如《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天津大学出版社）等， 后来转向文化遗产里的中国故事系列，能介绍一下吗？

单霁翔：我的工作专业有四个：一是从本科到博士学建筑学，二是城市规划，三是文化遗产，四是博物馆。我写的书都围绕这四个专业，最近几年基本上一年二三本，每本都是20万字以内。

为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我写了《栋梁梁思成》；我的老师吴良镛先生100岁生日，我写了《国匠吴良镛》，然后写了《人居香港》《人居北京》《人居澳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我参加了其中的工作，又写了《北京中轴线的故事》；去年故宫博物院100岁生日，我完成了《故宫博物院百年百事》。现在大概出版了一百多本，有些被翻译到国外，有英文、俄文、日文、蒙古文、哈萨克文、阿拉伯文等。

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或反复阅读的书？

单霁翔：吴先生的书是我反复阅读的。我有一书柜常用的书，包括吴良镛先生、梁思成先生的书，还有故宫博物院老院长张忠培先生的书，都是像工具书一样经常阅读。

中华读书报：有没有对您人生影响比较大的书？

单霁翔：还是我的导师吴良镛的著作。我先读了他很多书，才决定读吴先生的博士。他的重要理论对我一直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如何对待历史街区，尤其是北京胡同、四合院等人居环境方面的理论。

中华读书报：您眼中的吴良镛是怎样的？

单霁翔：吴良镛先生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事业的激情。这份激情，直至耄耋之年都有增无减。在建筑事业繁荣发展的阶段，吴先生不为利益所诱，始终保持正直学者本色，在学术界树立起一座丰碑。不说空话，只做实事，是他一生的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家居”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他的那几部重要著作是写博士论文之前必须要读的。

中华读书报：和这些大师相处，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单霁翔：2011年，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10周年时，吴良镛先生大病初愈，写下“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真”“善”“美”是吴先生毕生所求，也是他一生致力于探索人居科学，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导向。还有故宫第四任院长张忠培先生。每年春节我都会去拜访专家，很多老专家已不大做研究了，但是他们两位一直是与时俱进，每次跟我交流的都是一些前沿的问题。比如吴先生研究大北京地区的规划，对今天的京津冀一体化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我每次去等于是上课，会比较紧张，他们总要问我最近都读什么书，有什么体会，每次去我都有很多收获。

我退休去看望吴先生，他告诉我，不要放弃研究。摆脱事务性的文山会海，最有可能真正出成果。他希望我把各个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建筑跟规划密切相关，城市规划跟城市遗产保护关系也非常密切，规划中怎么重视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又离不开博物馆，所以后来我写作并不局限于某一个专业。

中华读书报：我想这也是您从专业写作转向通俗写作的一个原因？除了在故宫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出版著作，您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合作更多，先后出版了《我是故宫“看门人”》《大运河漂来紫禁城》《人居北京》《万里走单骑》《北京中轴线》等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可读性的精品，构建起文化遗产传播矩阵。

单霁翔：我希望让非专业的读者也能了解文化遗产里的中国故事，就通过《万里走单骑》这一系列图书，通俗地讲述世界遗产里的中国故事。也希望有所创新。比如在故宫里行走，会听到游客的声音，鸟叫的声音，修文物的声音，展览的声音……找到了46种声音，每种声音用5000字描述，为了让大家能听到，我把声音录下来，用了七个半天朗读了，读者扫描书上的二维码就能听到书里的内容。

中华读书报：您是我们眼中的“网红院长”，但却自称为只是故宫的“看门人”。尤其您说“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我是故宫“看门人”》出版后很受欢迎。

单霁翔：那本书是我从故宫“看门人”的角度讲的故事。讲述了和全体“故宫人”不懈努力，让故宫文化走进人们的生活，让故宫博物院成为“活起来”的博物馆，实现“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的故事。这本书贯穿着我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也呼应了新时代赋予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使命。

中华读书报：您写了这么多书，无论是专业书籍还是通俗读物，都需要很扎实的文学功底。您的阅读方向是不是也随着写作变化？

单霁翔：上班的时候工作一直比较忙，读的都是专业理论方面的书，文学类的书我看得比较少，退休以后，感兴趣的书就读得多。

中华读书报：您出书的效率这么高，有什么秘诀吗？

单霁翔：我写书的办法跟别人不太一样，很多时候是在车上。从武汉到北京4个小时，我写了几千字；去中央党校来回两个多小时，在路上又写了好多。我的时间是这么安排：1/4睡觉，1/4读书，1/4做报告，1/4录节目。我会精准地计算时间。我不在外面吃饭，自己吃饭可能只需要一刻钟；出差我不住套间，别人送你的时候会顺势聊天，一坐一两个小时，就没时间看书了。

中华读书报：有什么特殊的阅读习惯吗？

单霁翔：我特别爱看报，我看报只有一个时间段，就是飞机起降的时候。要读的文章，我会从中缝撕开叠起来放书包里，所以书包里永远揣着近期要看的十几张报纸。飞机正常运行后就开始打开电脑写东西，广播说要收好小桌板，我就关上电脑，把报纸拿出来了。我睡眠也好，每天保证6小时睡眠，5分钟之内一定会睡着，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梦。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

中华读书报：您读书会做笔记吗？

单霁翔：我在家里阅读，在路上写作。我平常不记笔记，但写书的时候会查阅很多资料。一直到退休，我没有过笔记本，都是用脑子记。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不太信，因为写完了很少人再去翻笔记本，还不如记在脑子里。

中华读书报：您家里一定有特别多的书，怎么分类？如何处理？

单霁翔：我的书分三类。一类是我写的书和发表过文章的杂志，一类是别人送我的书，一类就是我要用的书。原来我上书店买书，后来好多朋友给我寄，书太多，就成书的奴隶了，有点成为负担，堆在客厅有两米来高。我就在房山区办了个民办图书馆，我父亲收藏的三千多套书和我收藏的一万五千多本书送到图书馆了，后来我的很多朋友都捐赠了一些，目前图书馆藏书已经有四万多册了，饶宗颐先生题写馆名叫“汲引室”。

中华读书报：您有什么理想的阅读体验吗？

单霁翔：我比较爱读经典著作，过去喜欢读世界各国大建筑师、大规划师的著作，文化遗产理论专家的书。现在我不特别追求这些，因为中国发展太快了，我读前沿的一些理论书。

中华读书报：最近您还有哪些出版计划？

单霁翔：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2027年是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诞生40周年。我想出一套书，一本是理论书，一本介绍中国41处世界文化遗产和四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当了10年国家文物局局长，又当了10年的文物学会会长，近年来又接触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多少少都参与了一些工作，可能有我这样经历的人不多，所以我想把这个经历写出来。

中华读书报：您的著作有些还很畅销，这跟题材、也跟您的语言风格密不可分。

单霁翔：怎么想的怎么写，跟我说话一样。

中华读书报：如果策划一场宴会，您想邀请谁？或者有机会见学者或作家，您最想见到谁？

单霁翔：我不爱参加宴会，不爱跟陌生人吃饭。我倒是希望有机会请教京味儿作家。因为我出生在北京，一直在北京生活，很想学习地域文化，希望能出版一套京味儿作家的书。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6年04月15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