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款剧编剧：“女性觉醒”叙事，不应过度敌视“雌竞”？

✪ 袁子弹 | 影视剧编剧

【导读】在近年来的影视市场中，女性题材迎来了一个红利期。在“觉醒”叙事的统领之下，如何把握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以及两性关系的样态，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视角。本文作者袁子弹是大热剧作《山花烂漫时》《欢乐颂1、2》的编剧，而鲜少被注意到的是，这两部剧中的女性几乎生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同一时期。那么，一边是偏远县乡，一边是摩登上海，女性叙事为何呈现出如此不同的气质？

本文指出，《欢乐颂》复刻着彼时城市与女性叙事的标准答案：剧中“五美”无一例外是谈恋爱的，男性的参与不可或缺。而《山花烂漫时》不再沉迷超级城市，通过深入中国最小的城市建制县，展现了不同地域的不同肌理；在总裁、高级白领等精英之外，曾经沉默的小镇青年的奋斗一样精彩，女性同样可以为理想、信仰与事业燃烧。这些创作变化意味着，城市的范畴和都市叙事愈发广阔，当城乡的边界开始模糊，人的流动不再是一条“进城”的单行线，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对袁子弹而言，女性角色的时代之变反映出女性思潮的发展。一方面，好的女性创作不应通过贬低异性来抬高自己。在《山花烂漫时》里，男女不是对立关系，而是通力合作的关系。这一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关系之一，且基本与性缘无关。另一方面，性别意识不是断情绝爱、谈婚色变，更不是要求人人都成为张桂梅老师，而是人人都可以勇敢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自己，就如同男性也可以示弱。无论是《欢乐颂》“五美”在上海打拼的成长之路，还是张桂梅与女校师生扎根县乡的拼搏，她们本来就生活在同一时空，是女性的不同姿态，也是当下中国的真实、女性的真实。

在袁子弹看来，近年来对“雌竞”的批评很可能使女性形象陷入另一种规范化叙事，即女性必须伟大、必须有力量，女性与女性必须互助，一旦有竞争就是恶意的，就是对女性的污名化叙事。“只要人物逻辑扎实、坚挺，雌竞怎么了？按照宫斗、宅斗的划分标准，所有的历史正剧里，男人们都在玩命地雄竞，为什么没有人要求男性帮助男性？”

本文为“重新想象：中国文艺寻找中国方向”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社会观察

2025年第29期 总第249期

十年女性剧：

都市的外延和女性思潮的变迁

大家好，我是编剧袁子弹，十年前我写了女性群像剧《欢乐颂》，前两年我写了另一个跟女性有关的剧集《山花烂漫时》，这两个剧的播放相隔将近十年时间，也都掀起了较大反响，我很想以这两个剧为主，聊聊中国都市的外延和女性思潮的变迁，更严谨一点说，是中

国城市的外延和女性思潮的变迁。

《欢乐颂》的故事发生在2010年左右，《山花烂漫时》的故事开启于2008年，故事主体的第一代学生，考上大学的时间也在2010年左右，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它们几乎是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故事。也就是说，一度代表着都市丽人形象的欢乐颂五美和建女校的张桂梅老师、以及上不起高中的谷雨等人，是同时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之上的。欢乐颂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最都市的城市上海，在那个时代，几乎99%以上的都市剧都发生在上海，因为那完美符合我们对都市的想象；接下来的《都挺好》等剧中，都市开始向着苏州、杭州、成都等城市延伸；而到了山花烂漫时的时代，我们依然讨论女性、依然写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我们的主场来到了华坪，来到了中国最小的城市建制：县。包括去年的《我的阿勒泰》，讨论都市人与自然、与生命本源的矛盾与共存，甚至放在了让人很难联想起都市这个词的新疆。

为什么两个剧描述的几乎是同一时期，却呈现出如此不同的气质？我认为，这既是社会观念飞速变化的结果，也是一种创作上的主动选择：我们不再沉迷于一味展现超级城市的现代化、时尚度、便利性，而是深入到了城市的肌理，展现出不同层级城市的不同面貌；我们不再认为只有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只有总裁、高级白领等精英职业值得书写、值得关注，那些曾经沉默的二线、三线、四线，那些小镇青年们的奋斗，也一样有价值。故乡重新召唤着我们，人的流动不再是一条单行线，从贫穷的地域向着更大的城市流动，而是可以回故乡、可以去远方，随之而来的，是城乡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山花烂漫时里，张老师一脚摩托就能去到山沟沟里，也能站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谷雨等女孩靠着高考考出华坪，有的去到了祖国的边疆，有些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也有的留在了更大的城市，在这些叙事里，城市的范畴和都市叙事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欢乐颂里，樊胜美拼尽全力要在上海扎根，邱莹莹父母坚决不允许她回老家，因为在那时候，留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谈一场好的恋爱，成立一个好的家庭，是城市与女性叙事的标准答案。剧中五美年龄性格各异、出身背景各异，对爱情与家庭的态度不一，但无一例外依然是谈恋爱的，尽管我们讨论过干得好好还是嫁得好好，但她们的故事都隐隐通向一个标准答案，即女性叙事的完整需要男性的参与，不管他们叫白渣男、赵医生还是王帅哥，不管他们是作为磨刀石，还是真命天子。而到了山花烂漫时的时代，关于张老师的描述已经无需兼顾她的爱情叙事。乐观、开朗、坚韧、勇敢，属于她的女性魅力千千万，甚至没有一点来自于她的爱情。欢乐颂里，担起女强人称号的安迪天赋异禀，接受过最好的教育，我对她最大的遐想是她被可信任的上司赏识、拥有与男人平等对谈的权利，并拥有完全可以自主的感情，这一度甚至被观众认为是主角光环，而在山花烂漫时里，张老师跟副省长要钱、向全世界募捐，能文能武能屈能伸，敢于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撼动和改变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的创作完全聚焦于张老师的理想、信仰与事业，这固然得益于张老师本人的强大，也来自女性思潮的巨大转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过往的从属地位走出来，职业路径变得越来越清晰，人生选择变得越来越丰富，她们的野心、欲望、能力、困境都可以被正视、被理解，而不是被忽略、被否定。

当年选择以五个女生的友谊为中心，以22楼而不是家庭为中心，已经让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今时今日，催婚和大龄剩女这种话题已经不再有进行社会探讨的必要，我已经可以写下这样一个故事，每个女孩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而奋斗。她们的方向千差万别，她们的脚步去向四面八方，她们不是作为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存在，而是仅仅作为自己存在。她们被允许成为张桂梅、谷雨，成为王铁梅与小叶，成为李文秀、张凤侠，也同样被允许成为曲筱绡樊胜美。这是女性叙事无比丰富、宏大和自由的时代，这种丰富来自于外在城市的不断外延、来自于更真实的社会碰撞，也来自于女性内心的自信与自省。

电视剧《出走的决心》描述了苏敏阿姨的故事。在我看来，国产剧的女性是在一直“出走”的，她们正在逐步走出“好女儿、好学生、好妈妈、好妻子”等身份标签的限制。从原生家庭和父母的威权里走出，就像樊胜美与谷雨；从不美好、不确定的婚姻与恋爱中走出，就像《出走的决心》里的苏敏阿姨；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是从社会定义的性别身份中走出，从“女性只能怎么样”和“女性就该怎么样”中走出，就像张桂梅老师。曾经社会舆论要求女性更具服从性、配合性，似乎她们天然更能忍耐，更应该肩负起照顾家庭的职责，甚至在我创作之初，互联网也出现过一些关于张老师的争议——没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教导女生要读书不要嫁人；拒绝全职妈妈捐款……把张老师塑造成了一个不遵循传统女性价值、不懂母爱的形象；又或者强调张老师的牺牲和奉献，强调她如何“苦中作乐”，把她塑造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圣人。但我没有回避，而是认真地描写了作为母亲的张老师，奋斗在职场的张老师，她是如何照顾儿童之家的孩子们，如何与上下级打交道、如何尽最大可能去团结所有人（比如领导们、企业家们），克服重重困难创办女校，这也是与过往电视剧里动辄出现的雌竞截然相反的。围绕着张老师，我在剧中设计了第一代的四朵金花，其中谷雨与蔡桂芝非常具像化地展示了女性间的良性竞争是什么样的。我非常喜欢那个请领导吃滑肉、拿着甘蔗去送礼、拿着锦旗去要账的张老师，那个坐着猪车回来捕大鱼的张老师，更为这个张老师被观众喜爱而兴奋，因为这个张老师的存在，证明了女性可以更自由地在社会上生长。她们可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按自己的理想与意愿生活。当然，这种自由不限于女性，男性同样可以示弱，可以不天然地承担很多职责，大家都应该从固定的性别角色中释放出来。

张桂梅老师的人生，就是我心中新女性思潮的现实实践。我认为好的女性创作不应通过贬低异性来抬高自己，因为女性的强大不靠与男性比较得来，去掉这个“女”字，张老师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人生强者。在山花烂漫时里，男女不是对立关系，而是通力合作的关系。这个关系也不过是是生活中诸多关系之一，而且基本与性缘无关，因为女性的强大应该是争取自己本来应有的空间和权利，而不是争夺别人的权利。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是张桂梅来警察局捞谷雨，在已经确认谷雨被骚扰的情况下，老警察说出了“以后少来这些地方搅和”的话，这种出于善意的话语让人看到女性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即社会依然认为，被骚扰是女性的责任，是女性去那些不安全的地方才导致的。我们的剧中没有反派，女性的困难不是遇上了某个坏男人导致的，相反，通过书写张老师的故事，我开始清晰地意识到影响这一切的关键是什么——是学习权与工作权，因为只有拥有这两项权利，女性才能拥有真正选择的自由。没有学习权，女性就不知道有哪些选择，难以独立做出判断，只能遵循别人的意见生活；没有工作权，女性就没有能力去做选择，看到选项也不敢选。决定苏敏阿姨出走的不光是意识的进步，更是房车与短视频账号，女孩子们打破早早嫁人、生子的命运的底气，则是学习带来的知识进阶和高考带来的工作自由。

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我反思了自己关于大女主的创作，因为之前女性剧中的大女主描写，更多停留在风衣穿得很漂亮、高跟鞋走得很飒爽这个层面，极力想要展现那种精英女性的气质与氛围感。她当然是众人爱慕的中心，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接到来自平台、制片方各种层面的意见，认为职业部分有个大架子就够了，不要写太多实质内容，因为观众不爱看。而现在这种观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写完山花烂漫时之后，我再三问自己，为什么观众认可张桂梅老师是大女主？我总结了两点，一是她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把问题制造出来，交由男性去解决；二是她必须有鲜明的态度，不能是辅助者、支持者，而是那个真正能决定事态发展的人。但我不认为欢乐颂的表达就不真实。当年的欢乐颂，是我本人和社会情绪的集中呈现，最近有不少人重温欢乐颂，对曾经诟病的“樊胜美”“邱莹莹”有了截然不同的观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曾经落在樊胜美身上最大的标签是虚荣，而邱莹莹身上最大的标签是恋爱脑，可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观众看到了樊姐骨子里的善良和有情有义，也看到了邱莹莹的行动力和不卑不亢，而真正的自由，是张老师可以存在，樊胜美、邱莹莹亦可存在。她们本来就生活在同一时空里，她们是女性的不同姿态。同样的，我依然欣赏安迪的冷静、包容，不轻易向别人扔石头，不用既定的标准去界定某个人群。女性思潮最大的进步不是断情绝爱，不是谈婚色变，更不是要求人人都成为张桂梅老师那样了不起的女性，而是在不触犯法律边界的前提下，人人都可以勇敢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自己。

我非常喜欢我们剧中选择离开的蔡虹老师。我们没有对她做任何批判，而是真实地呈现了她，甚至让她质问了张桂梅，让张老师无话可说。为什么这么设计？因为我真的很想说，做不到像张老师那么高尚很羞耻吗？不羞耻，这就是普通人，她说的太对了，我们努力学习不是为了搞一份钱多事少的工作吗？英雄固然伟大，当普通人很过分吗？不过分，普通人才是大多数。我希望让大家看到，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样子，大部分人选择了普通的、平庸的生活，选择了钱多事少，少部分人燃烧了自己，走向了更光辉、更了不起的道路，这才是生活的真实，男性如此，女性也是如此。我不希望女性思潮的变化，把女性形象从一种道德范式中解放出来，又放进另一种要求更高的规范化叙事里，即女性必须伟大、必须有力量，女性与女性必须互助，一旦有竞争就是恶意的，就是对女性的污名化叙事。只要人物逻辑是扎实的、坚挺的，雌竞怎么了？按照宫斗、宅斗的划分标准，所有的历史正剧里，男人们都在玩命地雄竞，玩命的宫斗，为什么没有人要求他们男性帮助男性？他们可以自由的竞争、自由的互助，有着薛定谔的道德标准，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也应该如此，真正的自由是允许最强音的存在，也尊重最弱音的存在，因为她们都是当下中国的真实，女性的真实。

我记得山花浪漫时刚播完没多久，一个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说谷雨这样的姑娘好不容易从大山里考出来，又选择回女校当老师，这难道不是一种倒退吗？这样的话，她的奋斗还有什么意义？我用当时的回答来作为今天演讲的结束。

所有有选择的道路都不可称之为倒退。重要的是有选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