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润思 （淮阴师范学院）
最近，有北京市民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的新发现，北京地铁的扶梯上出现了“小脚印”……记者从相关地铁运营企业了解到，该标识旨在提醒乘客不必“左行右立”，而是可以选择并排站立，并提醒乘客站稳扶好。不只是北京，近年来，上海、广州、南京、香港等多地都取消了“左行右立”的倡议。此外，根据南京地铁运营公司统计的运营数据，长期“左行右立”对电梯的损害很大，95%的电梯损坏是由于电梯受力不均衡导致的。（5月18日 《北京日报》）
（图片源自网络）
“左行右立”乘自动扶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看起来“规矩而现代”的乘梯方式，成为不少城市以“国际接轨”“市民素质”自豪的标志。一些城市地铁站里还贴出了“左行右立从我做起”的标语，不少中小学校园在文明礼仪教育中也提及这一细节。
但现实远比标语复杂。自动扶梯与普通楼梯不同，其结构设计本就不适合人在上面行走。扶梯踏板高、速度快，且表面存在一定滑动惯性。长期“左行右立”的使用习惯，使得扶梯右侧踏板长年承重，磨损严重，左侧踏板几乎处于空置状态，一些维修记录显示，不平衡使用直接导致设备零件损耗加剧。更关键的是，在人流密集的高峰时段，扶梯上的行走极易带来安全事故。一旦前方有人突然停下或摔倒，后方急行的乘客极难避让，甚至可能引发连环碰撞。在国内一些城市，这样的事故并不罕见，轻则磕碰摔伤，重则骨折或卷入缝隙。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城市开始重新审视“左行右立”的利弊。有地铁公司工作人员公开表示：“自动扶梯不是为走设计的，是为站着上下而设计的。”这话并不新鲜，很多电梯设备厂商的操作手册中早已明确写明，乘坐者应站稳扶好，不应在扶梯上行走。但这条技术性建议，在早期的文明倡导声中被有意忽略。可以说，最初的“左行右立”是一种舶来规则，在没有充分讨论电梯设备特点与国情差异的前提下，被仓促移植进了公共生活。
“左行右立”作为文明的象征，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早已扎根。当它被悄然叫停时，舆论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一些人表示理解与支持，认为安全高于效率，是更理性的选择。但也有人感到迷茫，甚至质疑：“站一边让人走不是更有礼貌吗？”这背后其实是观念惯性在起作用。在相当一部分市民看来，主动为他人让出通道是一种文明的体现，而非对规则的挑战。他们未必关心扶梯结构设计，只是觉得“不妨碍别人”才是“有素质”。
而这，恰恰说明了问题的本质——我们习惯把公共文明的标准简化为个人行为规范，忽略了它所依赖的物理条件、制度安排和安全边界。自动扶梯不是马路，不能像机动车道一样分出“快车道”和“慢车道”。它是一个连续运行、不可随意停顿的设备，它的使用安全依赖于整体秩序的稳定而不是局部的效率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行在扶梯上制造“快慢车道”的逻辑，本就是对设备使用方式的一种误读。
当然，改变并不容易。很多市民仍保留着“左行右立”的习惯，在一些城市的地铁站，即便没有任何标识和宣传，乘客也会自觉靠右站立，把左侧让出。这种自发秩序的形成固然可贵，但也可能造成一种心理误区，即“别人都让，我不让就是没素质”。而一旦某人选择双脚站在扶梯中间，可能反被指责“挡路”。这时候，原本以安全为目的的站稳站好，反而变成了舆2025-05-19论中的“妨碍效率”。这种错位，是最需要公共沟通来修复的部分。
更复杂的是，不同城市、不同场景下的规则并不一致。有的地铁站仍然保留“左行右立”的提示语音，有的商场电梯上贴着“请勿在扶梯上行走”的红色警示，还有的机场用中英双语提示“靠右站立”。规则不统一，让乘客无所适从，也增加了行为切换的心理成本。在这种时候，公共信息的清晰性尤为重要。如果说“左行右立”的推广曾是一种公共倡导，那么今天它的取消也应当是一次明确的公共声明。不能只靠个别媒体报道或者少量站点张贴，管理者需要通过更系统的宣传告知，让人们明白为什么改、怎么改、改了之后应该做什么。
回到最初的问题——乘坐自动扶梯，到底该不该“左行右立”？如果我们仅仅从习惯和礼仪出发，可能永远给不出明确答案。但如果我们从整体安全、设备寿命、群体秩序的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叫停“左行右立”不是文明倒退，而是一次公共理性的回归。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明不是一味让步或者快速通行，而是理解并遵守适合所有人的公共规则。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愿意多花几秒钟站稳扶好，未必是退步，反而可能是一种更成熟的公共意识。
我们不能也不应过度理想化某一种行为模式。当社会不断发展，城市不断扩展，公共空间中的规则也应该与时俱进，及时根据现实需要调整优化。一个好的城市，不是所有人都走得快，而是每个人都能走得稳。从这个意义上看，“左行右立”的退场，或许不是一个文明习惯的终结，而是一次更深层的秩序重建的起点。
本文为红辣椒评论原创文章，仅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红网立场。转载请附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来源：红网 2025-05-19
|
|
|
|
|
|
|
|
|
|
3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