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张伯苓 本文图/《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
“南开之路”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说：“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开之路’非同寻常。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1904年，张伯苓和严修（即严范孙）在天津共同创办了“私立中学堂”，不久该学堂成为全国闻名的南开中学。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等33人为其首届毕业生，周恩来为1917届毕业生。
1918年末，张伯苓着手筹办私立南开大学。那时中国的大学除了几所国立大学外，以教会学校为主。张伯苓坚持要以民间财力将南开大学办成一所类似欧美的私立大学，未来与哈佛、耶鲁、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呈“东西之盛”。
许多人对此抱怀疑态度。罗隆基就觉得，北平许多学校都欠薪欠得一塌糊涂，政府的学校都快要关门了，“这位张伯苓先生有什么本事，却要在这时候来办个私立大学，这不是自己对自己开玩笑吗”？
开办之初，南开大学经费的确非常紧张。美国洛克菲勒基金愿意投资，条件是南开大学也必须配相同资金，要几十万大洋。洛克菲勒基金在中国的办事人员报告说，张伯苓压力太大，很难想象他能完成这笔配资。但最后，张伯苓还是依靠社会捐赠把资金配齐了。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曾说，美国人有乐办教育和宗教募捐的传统，但张伯苓没有这种条件，办私立大学，他是一个拓荒者。
1919年9月，南开大学正式开学，分设文科、理科和商科。首届录取96名学生，周恩来是其中之一。
1923年，南开女子中学成立。1928年，南开小学成立。1936年，南渝中学（不久改名重庆南开中学）创办。南开形成了“私立民有”、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南开学校每年几十万元的经费，都等着张伯苓设法筹措。他到处募捐，常称自己是一个“化缘的和尚”，但为了兴学并不觉难堪。
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张作霖、李纯、张学良、傅作义、卢木斋等政界和军界要人都曾向南开捐款。江苏督军李纯留下遗嘱，将其财产的四分之一（50万银元）捐给南开大学。张伯苓利用这笔钱在天津城南八里台购地数百亩，即现在的南开大学校址。
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筹款千万银元以上，一切收支都列账存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内。
有人提醒他，教育是清高的事业，不好接受军阀捐赠。张伯苓则认为，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
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加大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国立大学的办学实力大增。1929年，蒋廷黻等三位南开著名教授同时被清华挖走，全校震动。从不欠薪，不再成为南开的一个比较优势了。
在最艰难的时候，外国教会几次表示想把南开收为教会学校，张伯苓坚决不同意，说南开一定要是中国人办的。
张伯苓无奈之余，重新规划了南开的定位。南开中学创办之初模仿日本教育模式，南开大学开办之初除国文和中国历史课外都是英文授课。1928年，张伯苓主导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称已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是“洋货”，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即从学术独立入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他还立足于天津成为华北工业中心的前景，成立了南开经济学院，聘请何廉担任院长，逐渐建立了“学经济到南开”的声望。
“两园桃李一手栽”
张伯苓早年为筹款与各时期军政要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在北洋政府时期，无论是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张作霖让他担任天津市市长，他都极力辞却。他的理由是，之前与严修有约定：“终身教育，不入政界。”在他眼里，教育为百事之本。而且他深知，一入政坛深似海，搞不好就身败名裂，累及南开。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张伯苓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他在办学的艰难中认识到政治与教育密不可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教育独立”理念在他看来是不现实的。经张伯苓争取，政府补助在南开大学捐款中所占比例从1919至1927年间的1.32％，
增至1928至1935年间的31.45％。
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也越来越近，这为他晚年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开作为天津救亡运动中心首当其冲，在1937年7月30日被日军炸毁，几乎片甲未留。正在南京的张伯苓闻讯后悲痛不已。第二天，蒋介石夫妇宴请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
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南开大学于1937年8月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次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在梁吉生看来，规模不大的私立南开大学能与两所最著名的国立大学组成西南联大，这一机遇确实与蒋介石有关。
西南联大不设校长，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张伯苓预见到三校校长共同主持校务容易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因此将管理职权都托付给蒋、梅二人，还用天津话对蒋梦麟戏称“我的表你戴着”，自己则常驻重庆。
1938年7月，张伯苓出任首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他住在重庆南开中学所在的沙坪坝津南村，这里一时成为各派政界要人、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聚会、议政的场所。
陶行知曾形容张伯苓，“两园桃李一手栽”。国民党要人吴国桢、杜建时、张平群、段茂澜、施奎龄等，都是张家座上客。1938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把津南村当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
张伯苓曾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对他一直赏识和器重有加。周恩来就读南开中学时，家庭经济困难，张伯苓免除了他的学杂费。南开大学开办，周恩来免试成为第一届学生。周恩来去法国留学，是张伯苓和严修选送和资助的。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周恩来1936年5月曾致函张伯苓：“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南开召开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称：“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经常去津南村拜访张伯苓夫妇，有一个时期几乎每周日都去，或者独自一人，或者与邓颖超同行。他曾在南开校友会的聚餐会上即席发表《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讲话，称“南开精神”就是“抗日与民主”，是“苦干、穷干与实干”。在这些聚会上，他与学弟、时任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经常展开辩论，有时争论得不可开交。
这期间，国民党方面力劝张伯苓入党，他数次以“不参加比参加更好”为由推托。在蒋介石一再邀请下，他才于1941年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张伯苓凭借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多方为南开争取办学资源。1942年2月，他去见蒋介石，谈战后南开的复校问题，蒋介石允诺复校时对南开大学与国立大学同等对待。3月，张伯苓致函蒋介石、孔祥熙，请求拨付“国币十万元”，维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日常支用，获首肯。7月，蒋介石又追加拨付10万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将私立南开大学收归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张伯苓对南开大学改为国立一直很不适应，梦想“十年之后恢复私立”。
1948年，蒋介石就任“总统”后，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郑彦棻后来回忆：“张先生是中国教育的象征，人很厚道，全国人对这位老先生都很尊敬。将来不得已必须采取各党派联合政府时，张先生出面组织国会，是可为各党派所通过的。设若不得已必须恢复前6年林森做主席（注：指虚位元首性质的国民政府主席）的形式，张先生是最理想的人。”
张伯苓表示，自己年老体衰，又素无行政经验，难当重任。蒋介石多次电请，并发动多人轮番劝说，张伯苓最终同意了，但提出条件，只任职三个月，并且要兼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蒋介石答应了。这年7月，张伯苓离津赴南京就职。他说：“蒋先生让我去‘跑龙套’，我只好跑一跑吧！”
但教育部对他兼任南开大学校长提出了异议，理由是南开已经成为国立大学，一人不能在政府同时担任两项公职。10月，何廉就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主持校务。72岁的张伯苓被“辞职”，离开了南开大学。
张伯苓到南京考试院后很快就追悔莫及，感慨真乃“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一个月后就离开了南京回了天津。11月，他以“体弱需静养”为名，避居重庆南开中学。后来，他用“一脚踏在臭沟里”来形容自己这一段经历。
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父子登门劝请张伯苓去台湾或出国。周恩来则托人给他带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期间使用的笔名。收到“无名氏”从香港寄来的信后，张伯苓豁然开朗，最后下定决心，拒绝了蒋氏父子的力请，留在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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