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家伦 李百晓
近几年，“AI摄影”这个组合词频繁出现在社交平台、媒体文章乃至学术探讨中，似乎已被非常自然地谈论了。考察“AI摄影”的语用实践可以发现，其所指称的对象大致有二：其一，是由人工智能程序依据指令直接生成的、具有摄影外观的图像，即一种AI生成图像；其二，是摄影器材所摄并经由内置AI算法处理的照片。在后一种情形中，AI虽介入测光、对焦、场景识别、多帧合成乃至像素级图像重建，但光从对象出发，穿过在场的摄影者所调试过的光学系统，最终在传感器上留下痕迹这一摄影过程，依然是一种前提性的存在，也就是说，这种AI化的摄影行为并未彻底切断图像与外在世界间的带有索引性质的关联，称其为“AI摄影”在逻辑上并无不可。实际上，真正值得审视的，是第一种情形。当“AI摄影”被用来指称那些并非由光绘就，且并非源于镜头前实存之物的图像时，这个命名的合理性在哪里？
“AI摄影”的一个悖论
命名时常隐含着本体论层面的指认，而概念的清晰是实践得到恰当的文化定位并据此有效展开的基础。因此，对“AI摄影”的概念考察与本体辨析，实际上关涉着我们如何理解新一轮技术变革下的视觉生产。
在中文里，“摄影”与“照相”在构词逻辑上几乎如出一辙。“摄”是捕捉、摄取的动作，“影”是光影投射而成的虚像；“照”是对准、映照的动作，“相”是对象的外在形貌。两个词都呈现为“动词+宾语”的组合结构，且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拍摄行为是对既存之物的捕获与固定，而非对尚未存在之物的凭空创造。它或许被选择、被框取、被修饰，但它不能不首先在场。“摄影”的英文对译词是“photography”，其词根指向十分明确。“photo-”源于希腊语的“光”，“-graphy”则意指“书写”或“描绘”，合起来便是“光绘”，即由光完成的绘画。这一命名所强调的，是光这个物理要素在图像生产过程中所居的核心位置。无论摄影技术如何演进，光始终是那个不能被替换的要素。一张照片之所以为照片，不在于它看起来像什么，而在于它如何被生产：它必须是由光在某种感光介质上留下物理痕迹的结果。光本身也是一种中介，一端连接外在世界，另一端抵达感光介质。而无论是中文的“摄—影”“照—相”结构，还是英语的“光—绘”结构，摄影都在词源深处与外在世界建立了不可拆解的联系。这个联系是摄影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摄影”的规定性条件，而不是某个可有可无的次要属性。
既然“摄影”与“照相”具备同义性，逻辑上，若我们承认“AI摄影”概念的合理性，那么也必须承认“AI照相”的合理性。然而，倘若将“AI摄影”改为“AI照相”，其中的别扭感便清晰地显现出来。这种语感上的不适，当然不是源于这两个后缀词有多么不同，而是因为“照相”更为直接地暴露了问题的实质。“照相”必须“照”一个“相”。当没有这样一个“相”存在于镜头之前时，“照”这个动词便悬空了，宾语的消失导致这个动宾结构的逻辑塌陷。一个无“相”可照的“照相”，在语义上无疑是一种悖论。所以，当我们用“摄影”去命名AI图像生成时，其实是在用一个保留了浓重物理痕迹的词汇，去指称一个完全运行于图像数据空间中的概率分布的计算行为。
“AI摄影”的代价
从图像经验层面审视，一些人之所以如此自然地以“AI摄影”指称AI图像生成，主要原因是它对“摄影性”的精密伪装。通过学习人类视觉经验中的各项元素，AI图像复刻了摄影在百余年演变中形成的一系列视觉特征。它模仿大光圈的景深幻觉，模拟特定胶片乳剂的颗粒感与色彩倾向，甚至复制某些老款镜头的边缘畸变。这些伪装，在生产逻辑与符号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图像间，有效地制造了同一性的错觉。此外，从日常语言的角度看，一种通行说法的形成有时是概念推广的结果，有时则是基于大量使用者不经意间的共同选择。“AI摄影”属于后者，它从未被谁郑重其事地发明出来，而是在讨论新事物时，语言习惯自然而然地挪用了最为接近的旧词汇。这种情形在技术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汽车最初被称为“无马马车”，电话曾被称为“说话电报”，计算机刚刚出现时被称为“电子大脑”。新事物借旧词之壳登场是一种必要的认知简化策略，它使我们可以调用已有经验去认识陌生的事物，减轻理解上的负担。
旧词汇在提供理解之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入自身的历史。当“摄影”被挪用到AI图像生成领域，它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图像”这一表层语义，还有一整套关于客观、在场、证据、索引性等要素的“文化契约”。人们天然地倾向于相信一张照片对应着某个曾经存在过的场景，这种信任已被诸多理论家反复论及。新闻摄影、纪实摄影、法庭证据摄影，乃至艺术摄影——这些实践的效力，均全部或部分地建立在这种共识之上。而当“AI摄影”的说法使算法生成的、具有摄影外观的图像在“摄影”的名义下流通时，上述共识便面临被悄然稀释的风险，因为“AI摄影”这个称呼模糊了二者之间的本体论分野。
AI图像与摄影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隙。AI图像是关于摄影再现的再现。它的逻辑是计算的、统计的，而摄影的逻辑则是物理的、因果的。当词与物之间已然错位，却继续沿用旧词，便意味着让“摄影”这个在词源深处承诺了“光”与“在场”的术语，去为一个二者皆无的新事物作保。进而应思考，在摄影实践层面，是否有必要在摄影展览中专门设立AI图像单元？若有必要，又应如何确立并呈现这一单元与整个展览的关系？在理论思考层面，它所触及的一个基础问题是，若以“AI摄影”指称AI图像生成，便意味着要在AI图像生成与摄影之间建立“种”与“属”的逻辑关系，将前者视作后者延续性的技术迭代。倘若不建立这种关系，AI图像生成之于摄影论域便几乎是一个外在之物，那么当摄影理论试图将它纳入讨论时，就无法自然而然地延续此前的线性史观。因为，以何种方式将外在之物引入既有的言说范畴，必须预先澄清。然而，由于概念使用混淆了二者关系，一些论断诸如“AI颠覆了摄影的客观性”“AI重构了摄影的本体特征”等，就大有推敲余地，很容易造成技术焦虑与理论迷雾。
在批评与讨论中，“AI图像生成”“AI图像”等词汇或许是更经得起推敲的表述。它们的指称范畴足以容纳各种由算法生成的视觉产品，同时不会造成“这是摄影”的暗示。当然，这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地认为“摄影”一词的内涵永不变更。语言是活的，词汇的语义边界在一代代人的使用中持续移动。然而，澄清“AI摄影”这一概念的错位与代价，绝非出于一种技术保守主义的观念防御，更不是为了贬低AI图像生成技术的诸多价值。相反，AI生成图像应当在视觉文化的版图中找到属于它自己的位置，而只有将它从“摄影”的旧壳中剥离出来，承认其作为一种全新图像生产技术的本体论特性，我们才有可能避免力有不逮地用旧尺子去丈量新大陆，才有可能给予AI图像生成技术恰切的实践判断与理论观照。
语言并不只是思维的工具，它同时约束着思考的限度，而对词语的较真，归根结底是对思想的较真。AI图像生成技术的诸般能力必须被认真对待，而认真的第一步，便是呼之以恰切之名。（作者郑家伦系内蒙古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讲师，李百晓系山东女子学院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艺术报
|
|
|
|
|
|
|
|
|
|
87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