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年轻人把手机锁进“旅馆”：一场关于数字生活边界的实验

澎湃新闻记者 朱润宇


在葡萄牙里斯本的一场聚会中，数百人把手机放进“手机旅馆”，聚在一起进行“阅读狂欢”。其间，没有社交媒体，没有消息提醒，也无法随时拿起手机记录这一刻。


在里斯本举行的“阅读狂欢”。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所谓“手机旅馆”，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插槽、可以上锁的金属箱。人们把手机放进其中，是这类无手机线下聚会中最不可或缺的环节。26岁的活动组织者莉莉·帕尔拉（Lilly Parla）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人们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少玩手机”的提醒，而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暂时不用手机的共同环境。

此类新型“离线俱乐部”（The Offline Club）正在欧洲兴起，它们往往通过“阅读狂欢”、写日记、坐着思考和跳舞等集体活动，帮助人们暂时脱离数字世界，在现实空间中重新和自我、他人建立连接。经过两年多的发展，这一理念已从最初的荷兰阿姆斯特丹，扩展至欧洲多国十余座城市。其核心并非反科技，而是刻意打造一个能帮助人们逃离数字世界的“避风港”，让人们实现“数字戒断”（digital detox）。

数字戒断这一术语的出现最初可以追溯到2010年代，随着近年来公共和私人领域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而成为高频词。其中，年轻人对社交媒体的态度最值得玩味。Z世代伴随着数字设备、互联网成长，往往被看作“数字原住民”。然而，他们却越来越频繁地主动尝试数字戒断。

不过，近年来关于数字戒断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结果并未表明简单地“少用手机”就能带来长期幸福感的提升，效果与断联发生的场景、动机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有关。

比利时根特大学媒体、创新与当代技术研究组高级研究员萨拉·范·布吕塞尔（Sara Van Bruyssel）对澎湃新闻表示，鉴于手机已深深嵌入日常生活，仅靠“无手机派对”难以持久改变人际关系的连接方式。平台和监管机构对数字健康负有最大责任，人们使用数字技术和划定数字边界的能力，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观。如今，社会对个人提出了种种要求：工作、时刻在线、照顾家庭等，这些要求往往难以同时兼顾。

从个人把手机放进“手机旅馆”，到欧盟要求平台调整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设计，欧洲正在重新讨论数字时代的边界到底应该由谁来划定。

人们虽然花费更多时间在线，却感到越来越孤独和疏离。

让“断开网络”成为值得期待的体验

帕尔拉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三年前到里斯本攻读硕士学位。五年前的一次机缘巧合，让她无意中体验了几天离线生活。

“当时我正在科罗拉多州探望一位朋友，随后计划飞往亚利桑那州探望祖父母。朋友把我送到机场时，我把手机落在了车里。”帕尔拉说。由于正值假期，她整整五天都没能拿回手机。

起初，没有手机让帕尔拉感到奇怪，但那五天却变得格外令人难忘。她和祖父母共度了美好时光，还和奶奶学会了编织。当时帕尔拉没有想到，这段经历会在几年后以“离线俱乐部”的形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离线俱乐部”的理念最初来自荷兰。2021年，伊利亚·克内普尔霍特（Ilya Kneppelhout）、约尔迪·范·本内科姆（Jordy van Bennekom）和瓦伦丁·克洛克（Valentijn Klok）三位荷兰青年，在乡村度过了四天完全离线的生活。

起初，三人只是为了玩乐而进行一种新的尝试。然而，当结束离线、回到日常生活中时，他们发现自己充满了灵感和活力。由此，三人萌生想法，通过组织离线活动，让更多饱受社交媒体、各类通知等数字义务压力的人暂时逃离“噪音”。 2024年2月，三人创立的“离线俱乐部”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咖啡馆举办了首场线下聚会。

在里斯本，帕尔拉结识了未来的商业伙伴、来自荷兰的乔埃尔·哈托格（Joelle Hartog）。由于工作性质，两人每天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电脑和手机上。“当你自己创业或自主经营时，工作与个人时间之间的界限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帕尔拉表示，“总有一些邮件需要回复，或一些事情需要检查。”


帕尔拉和哈托格

哈托格最先通过姐姐接触到“离线俱乐部”的理念，她和帕尔拉当时就希望能参与这种活动。经过种种努力，两人从去年9月开始在里斯本运营分会，至今已举办36场活动。

帕尔拉提到，手机让她能够和远在世界另一端的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但也会让她忽视身边人。即便两个人并肩坐在咖啡馆聊天，手机也往往会被放在桌上，似乎随时准备打断眼前的对话。想要消除这样的社交隔阂，就需要创造一个完全不用手机的环境。

35岁的安娜·莱娜·瓦格纳（Anna Lena Wagner）也认同这一理念。她同样成长于美国，随后移居奥地利，至今在维也纳已生活18年，曾参与运营社交媒体公司The Wurst Agency。


安娜·莱娜·瓦格纳

工作中，瓦格纳和同事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一个并行出现的趋势：人们虽然花费更多时间在线，却感到越来越孤独和疏离。他们认为，人们真正需要的或许不是更多的线上互动，而是能够面对面相聚的空间。由此，她的公司曾希望推广“维也纳离线”（Vienna Offline）这一理念。

瓦格纳把人与科技的关系比作与食物的关系。“食物并无好坏之分，但关注摄入的食物、摄入量以及这些食物带给我们的感受，能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她对澎湃新闻表示，“类似地，我并不认为科技本质上是坏的。然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科技的负面影响，以及在何时、如何、为何使用手机，都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做出决定。”

由于其想法和“离线俱乐部”的理念类似，瓦格纳开始在维也纳运营分会。自今年初以来，她和同伴每月组织大约四场活动。

最早组织的一场活动在一家维也纳传统酒馆举行。（注：Heuriger传统上是当地酒农售卖自酿葡萄酒的地方，现在通常指一种酒馆形式和文化）。DJ播放音乐，60多人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跳舞、聊天，还一起品尝传统的苹果卷。


维也纳的“离线俱乐部”活动。

不论形式如何，活动原则始终如一：参与者花几个小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和身边的人建立联系，让“断开网络”不再像是一项需要完成的挑战，也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真正值得期待的体验。

欧盟资助的Disconnect2Reconnect项目研究发现，虽然暂时脱离数字媒体并不会显著改变人们当下的情绪或社会连接感，但当人们是在与他人相处时暂时离开数字媒体，短期幸福感可能有所提升。

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传播学研究员尤利乌斯·克林格尔霍费尔（Julius Klingelhoefer）对澎湃新闻分析称，新冠疫情以来，人们的生活日益数字化，越来越难真正断开连接。随着技术普及程度不断提高，人们对社交媒体公司、大型平台的抵制情绪也在出现，认为线上互动缺乏意义和真实性，转而寻求真实的离线活动。

“就像回到了童年”

观察人们和手机如何相处，成为瓦格纳和帕尔拉的一大乐趣。

“交出手机时，人们的反应截然不同。一些人发自内心感到宽慰和兴奋，因为他们确实需要别人把手机锁起来。另一些人则会突然紧张起来，想起自己‘必须还要发一条消息’。但真正开始活动后，很少有人会在中途要求拿回手机，除非面临实际问题。”瓦格纳表示。

在活动结束后，人们并不会像设想中那样争先恐后地赶着拿手机。相反，帕尔拉在每次活动结束开始收拾东西时，总会在“手机旅馆”找到约五部手机。多数情况下，活动结束人们往往仍在交谈，计划着日后聚餐。

“我会开玩笑地对每个（机主）说，现在拿走吧，不然我就把它锁在‘旅馆’里，直到下一次活动！”帕尔拉说，活动期间，人们会在卡片上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或Instagram账号，以便建立联系。


里斯本的活动现场。

帕尔拉透露，参与者的背景大不相同。大多数人的年龄介于25岁到45岁之间，不时也会有50多岁、甚至70多岁的人加入。参与者中约有60%的葡萄牙人和40%的外籍人士。

虽然里斯本的活动参与者并不局限于年轻人，但年轻人的生活往往和数字环境绑定得更深，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更容易面临信息过载、社交压力和持续分心，以及社交媒体给心理健康、睡眠带来的伤害。

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16岁至29岁的年轻人中有98%每天使用互联网，欧盟整体人口的这一比例为90%。在不同成员国，每天上网的年轻人的比例介于95%到100%之间。

瓦格纳提到，参与活动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习惯于保持在线的年轻人，有时会形容这次体验“就像回到了童年”：拥有不受干扰的自由时光、没有任何让他们分心的通知或信息，也不需要记录任何事。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可以尽情地交谈、玩乐，和他人共度美好时光。

但这一“减少屏幕时间、增加线下时间”的理念，却需要通过社交媒体才能获得关注。

“离线俱乐部”在荷兰成立的头两个月内，通过在Instagram上发布多条病毒式传播的短视频（Reels），收获了近20万粉丝。三位创始人不得不辞职，以适应外界对离线体验日益增长的需求。

“这有点让人感到不知所措。”“离线俱乐部”创始人之一的克内普尔霍特说，“但我们知道，这是人们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倦怠文化’（burnout culture）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谈论屏幕时间带来的负面影响，说自己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比想象中要多。”

“有人告诉我们，‘离线俱乐部’帮助他们度过了孤独的时期；也有人表示，他们通过我们的活动，在里斯本结交了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的好朋友。还有人对这个社群充满热情，主动提出为此奉献时间与精力，帮助我们进一步发展。”帕尔拉表示。

我们如何以数字方式连接，以及我们必须断开连接的可能性，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这些关系还是由权力和性别动态形成的。例如，与老板的关系或育儿角色会影响某人希望/应该如何以数字方式（非）连接和可访问。

数字时代，如何划定数字边界？

本·亨利（Ben Henry）已在英国海滨城市布里斯托生活了三年。他和同样有过经营企业经验的合伙人乔治·加恩（George Gane）正在当地举办“离线俱乐部”活动。

亨利表示，两人是在阅读了英国记者约翰·哈里（Johann Hari）的《被偷走的专注力》（Stolen Focus）一书后，意识到手机导致人们几乎一直处于持续分心的状态。哈里在书中指出：人们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并非只是自制力下降，而是现代生活中一系列环境和社会因素正在不断打断、刺激人们。

范·布吕塞尔在研究中也提出，把数字福祉完全归结为个人自律是不够的，数字连接和断联受到社会关系以及更广泛社会结构的影响。“我们如何以数字方式连接，以及我们必须断开连接的可能性，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关系还是由权力和性别动态形成的。例如，与老板的关系或育儿角色会影响某人希望/应该如何以数字方式（非）连接和可访问。”

《自然》杂志2025年3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社交媒体戒除干预对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或生活满意度均无显著影响，社交媒体戒除时长与这三个方面之间也未发现显著相关性。因此，暂时远离社交媒体可能并非提升个人幸福感的最佳途径，这凸显了进一步研究其他社交媒体隔离策略的必要性。

如果说个人进行“数字戒断”是为了获得几小时的专注力，那么政府要求平台修改设计，则是在制度层面减少用户仅靠自律对抗平台算法机制的压力。今年9月，法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欧委会也提出了分阶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方案。

但类似措施也存在争议。去年12月，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多数社交平台。今年3月底，澳网络安全监管机构eSafety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禁令实施前拥有Instagram、Snapchat或TikTok账户的未满16岁群体中，约七成在禁令实施后仍被家长报告为拥有相关账户。eSafety称正在调查多家平台是否违规。

而今年的新趋势是，监管重点开始向“平台该如何设计”延伸。2月和7月，欧委会先后初步认定TikTok以及Meta旗下Instagram、Facebook的成瘾性设计违反《数字服务法》，涉及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和个性化推荐等功能。欧委会要求Meta默认关闭自动播放和无限滚动。

8月，Meta同意支付最高约171亿美元，与美国47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及多个属地就青少年成瘾诉讼达成和解，并将平台上多项青少年安全设置改为默认开启，未经关联监护家长许可不得更改。

范·布吕塞尔指出，真正可行的措施是取消无限滚动功能，这也应适用于成年人。年龄检验等措施似乎难以实现，且这些措施暗示儿童是问题所在。

全球各国对社交媒体的监管措施仍在试验中，而对于个人来说，数字戒断的终点可能不是永远不用手机，而是不再需要规则提醒。

“那是一个周日（今年9月13日），我们一起去一位朋友家制作蜡烛。这并不是一次社群活动，只是几个朋友一起度过一个普通的周日。”帕尔拉说，过程中大家像约定好一般没有使用手机，直到事后才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一天，帕尔拉和朋友没有刻意“戒断”什么，也没有往常的“手机旅馆”。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