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被怀念者并非你我亲朋，而是功成名就之人，在举国之内享有盛誉。他们生前的功过会被人反复诉说，死后的名声也自有人心衡量。但在走到人生尽头之际，他们留下的言语，却有着千钧的重量。无论何时捧读这些遗嘱，都能感受到一股特别的力量。
简单离开，低调告别世界
更多的时候，许多名人在离别之际，是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告别。
1935年，被俘后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留下一份长长的《多余的话》，详细剖析自己的思想历程，和对这美丽世界的感情。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文章最后，他竟云淡风轻地来了一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不久之后，临刑之际，他又留下简单的四个字，“此地甚好”。
1958年，柳亚子先生留下的遗嘱中这么写道：“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论。”最后一句，足见决心。
“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1984年去世的哲学家金岳霖，在留给“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的遗书中，轻描淡写地说“我可能很快结束”；又接着写道：“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
至于一向以生活朴素著称的钱钟书先生，则在去世前明确立下遗嘱：“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形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并非偶然的是，2016年去世的杨绛先生，也在生前亲笔写道：“我去世后，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视死如归，彼岸便是理想
为中国进步而流血牺牲的仁人志士，留下了无数这样激昂的挽歌。
1905年12月，陈天华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的斗争，愤而投海自杀，留下了一份感人至深的《绝命书》——“诸君更无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能言如彼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字里行间，他想表达的是，以一己之性命，“使诸君有所警动”。
曾写出《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留下了一份长长的遗嘱。在其中，他反复表达拥护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态度，并写下“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这样铿然有力的决心。同样让人感慨的是，他看待生死的超然：“我小病十几天，整天拿着笔写文章，不管病与不病，都要被敌枪毙的。我们是共产党，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的火车。预感到即将牺牲，她在车上向警察要来纸和笔，写下给孩子宁儿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寄语世界，留下谆谆教导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世界的责任心与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让许多人在生命停止之前，贡献出最后的光与热。
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表达了对死的淡然，和对生者的无限牵挂。那是1911年，林觉民参与广州起义前，写下这样的句子——“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时光荏苒，黄花岗永载他的功绩，遗书永载他的柔情似水。
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启蒙人物严复，则在遗嘱中总结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其中包括“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到了1940年，曾经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时，仅留下“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两句遗言。但这两句话，浓缩了他一生的教育主张和思想，就连“美育”这个词，都由他亲自翻译引入国内。在北大校长这个位置上，蔡元培立下丰功伟绩，以至于，冯友兰赞叹他“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而被中国人民高度赞扬的白求恩大夫，也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一份让人感怀的遗书。在这封信里，他不但事无巨细地交代了把自己的衣服、家具等送给相应的中国同事与友人，还不忘交代，“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他对八路军医疗事业的关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停歇。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内容来源：浙江老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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