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导师组”

作者：喻中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孔子世家》专述孔子本人，有《仲尼弟子列传》分述孔子的学生们。但是，《史记》中并没有一篇专门的《仲尼老师列传》分述孔子的老师们。

实际上，孔子不仅有自己的学生，他还有自己的老师；他不仅是万世师表，他同时也是多位老师的学生；他既是天纵圣人，他同时也曾亲炙于比他年长的多位贤哲。我们都知道，一座珠穆朗玛峰，必然要以青藏高原作为它的底座；同样，一个思想文化的超级巨人，必然要站立在一群贤哲的肩上。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地势低洼的地带会突然出现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在一片干旱的荒漠里会突然长出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一切都是有条件、有原因的。

自宋代以来，千年以降，世间一直流传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样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如此夸张，又如此盛行，表明它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情感认同。根据这个说法，一直要等到孔子诞生，文明之光才开始普照华夏大地。然而，孔子自己就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根据孔子此言，文王、武王、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很灿烂了；从孔子的角度来看，华夏文明之光，绝不是从他开始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也是他广泛地向前人或他人学习的结果。

既是一代文宗，同时也享有“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一盛誉的韩愈，在《师说》篇中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按照韩愈开出的这个名单，孔子至少有四位老师。与此同时，韩愈又有“圣人无常师”之论，这就暗示，孔子的老师可能还不能仅限于这四个人。

不过，韩愈此论并非原创，作为“仲尼弟子”的子贡，早已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论语·子张》篇中，有一个名叫公孙朝的卫国大夫好奇地向子贡打听孔子的师承，子贡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贡的意思是说，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文明，不仅从未跌落，而且早已散布在人世间，贤者掌握了其中的核心要义，至于那些达不到贤者标准的芸芸众生，也能知悉其中的细枝末节。“文武之道”随处可见，孔子见什么学什么，他可没有固定的老师！

虽然没有固定的老师，但是，孔子的老师们还是构成了一个可以识别的特定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人，首先就是韩愈列出的四个人，因为有韩愈的“背书”，这也是孔子的老师群体中辨识度相对较高的四个人，或可不太严格地称为孔子的“四大导师”。除此之外，据《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司马迁在此所说的“严事”，就是恭敬地对待，就相当于把这些人作为前辈来尊重、学习。

进一步看，在司马迁列出的孔子“所严事”的人物中，包含了在周王室任职的老子，老子也被韩愈正式列入了孔子的“四大导师”之列。鉴于老子其人重复出现在这两个名单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孔子问礼、问道于老子之事得到了司马迁与韩愈的一致确认，老子作为孔子老师的故事流传至今，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则佳话。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司马迁列出的名单与韩愈列出的名单予以合并，就可以组合成一个特定的群体，那就是孔子的“九大导师”，他们共同构成了孔子的“导师组”。

老师是一种身份，也标识了一种职业，有老师必然有学生。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现在熟悉的、习以为常的老师职业、老师形象，以及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严格说来，是从孔子开始的。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第四章的标题就叫“孔子：第一位教师”。在此章的最末，冯友兰说：孔子是中国的第一位教师。参考冯友兰的说法，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教师身份或职业的人，孔子是这种身份或职业的开创者。在孔子之前，还没有这种职业化的老师。

因而，孔子的老师们都不是职业化的教师，他们大多承担了其他方面的本职工作。具体来说，郯子是郯国的君主，他的本职工作是治国理政。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师襄是卫国的职业乐师。苌弘、晏婴、子产、蘧伯玉、孟公绰分别是周王室大夫、齐国大夫、郑国大夫、卫国大夫、鲁国大夫。其中的晏婴与子产尤为值得注意：他们既具有大夫的身份，又长期担任宰相职务，他们分别实际主持齐国与郑国的政务，在各自的国家都辅佐了三任君主，在各自的国家都承担了重大的政治责任。在孔子的“九大导师”中，只有老莱子一人相对超脱，他作为楚国的逸民高士，一直拒绝承担实际的政治责任。

包括老莱子在内的这九个人，虽然都不是职业教师，虽然都不承担法定的教学任务，但是，孔子向他们学习，他们在事实上都是孔子的老师。因为有孔子这个枢纽，不管他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都已经身不由己地组成了一个特定群体，亦即孔子的老师群体。


（《孔子和他的老师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