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灵去丈量树木和沙子

作者：徐刚 《中华读书报》（2026年11月04日 03版）



我在书房里或者说在孤岛上每天待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半前到十一点多。其余的时间是散放的。我熟悉小区里的小猫小狗和小朋友，我会掂一下小朋友的书包，沉重到我心痛，为什么给孩子们那么沉重的负担呢？这是对下一代的爱吗？

1923年，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作《课毕告别辞》的演讲说：“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这是只讲知识、背书、做题，而不求精神和人格培养的教育，所产生的恶果之一，是精神饥荒。梁启超认为，救济精神饥荒之要者，首先就是立精神生活为第一，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最要在，“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制”。而东方精神，即为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梁启超是次演讲之末，还吟诵了屈原的几句诗：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

莫好脩之害也。

精神一词的含意极广，包括生理学上大脑中八百六十亿神经元的活动，还有社会学等诸多方面。但我今天要讲的是爱默生在1836年出版的经典名著《论自然》中的一句话：“自然乃精神之象征。”就是这句话，塑造了美国文学对自然的认知方式。我们首先要厘清，什么是自然？《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指出，自然一词，有广义及狭义之分。广定的定义：指具有无穷多样性的一切存在物，与宇宙、物质、存在、客观实在这些范畴同义。狭义的定义：指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的物质世界，或称自然界，包含非生命系统和生命系统。苏联《哲学百科全书》将广义的自然定义为：自身表现为无限多样的整个存在。人们普遍认为，自然即自然界的现象及生命总和。

我们或可说，有了爱默生才有了美国文学，以及超验主义、爱默生精神的追随者梭罗、惠特曼、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等人。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在自然中获得精神，寻找荒野并在荒野中获得启示，爱护自然即是爱护生命的影响遍及20世纪、21世纪的世界，及自然文学写作。

如果容我猜想，爱默生在写作《论自然》之前的思考是：为什么美国文学总是沿袭、摆脱不了英国及欧洲的影子？美国、新大陆，原本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战争打了一百年，政体独立了，文化没有独立，没有文化的独立，就不是真正的独立。爱默生放眼美国，19世纪30年代前后的美国，离开美国建国时间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发表、仅仅七十年，30岁出头的爱默生（生于1803年）所见的美国的景象最震撼人心的是什么呢？是大片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大片大片的荒野和森林，还有西部的峡谷与沙漠。是自然景象，是大山的崇高，是峡谷的深邃，是沙漠的铺陈，是森林的富有，是河流的绵延，是山花野草的天生丽质。这一切是他写名著《论自然》最早的启发，也是爱默生认为的自然乃精神之象征的林林总总。

这种启发是带有根本性的：千百年来、亿万年来，依达尔文进化论而言，当人类成为人类，从树上来到地上，走出丛林，无论回首还是远望，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只是拥有自然，拥有荒野，拥有全部的自然和荒野。那是人类的立根之本，人类所有文明所有创造的发源地。

爱默生生于1803年卒于1882年；影响我写作的还有一个自然文学作家，是被称为“伟大的牧神”的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他生于1873年，卒于1954年，出生时间比爱默生整整晚了7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有《普里什文文集》）。普里什文的创作贯穿着他自己提出的两句话：对自然的“亲情关注”和“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普里什文热爱自己的母亲，有时候他会把自然与母亲重叠在一起：在《大地的眼睛·我母亲的梦》中写道：

夏天里所有的鸟儿都在歌唱，四周散发着清新的气息。我仿佛觉得，整个自然都在安睡，就像我亲爱的母亲，而我却醒来了，我静悄悄地走着，生怕惊醒她。但自然却在安睡，和亲爱的母亲做着同样的梦。她睡着，和亲爱的母亲一样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关照我。我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跳过壕沟，此刻正默不作声地坐着，而她却不安起来，——他哪儿去了？他出了什么事？我赶忙咳嗽一声，她这才放下心来：他在某个地方坐着呢，也许在吃东西，也许在幻想着什么。“睡吧！睡吧！”我轻声回答，“你别担心了！”

自然生育万物，母亲生育我们。

在《地球传》一书的结尾处我写道：我们各有一个生身母亲，我们共有一个地球母亲。自然如同母亲，而已经去世的母亲亦已成为自然，在这里普里什文的文字是对自然和母亲双重之爱的叙述，是笔端流淌着感情的叙述，是充满着抒情意味的叙述，是很难把人与自然分离的叙述，是所有叙述文字中，更趋于完美的叙述，这是自然文学通常使用的叙述方式。自然文学一般均以第一人称为写作方法，即“我如何如何”，这个真实的我面对的是整个真实的世界，它包括人与自然的全部，它使作者全身心地感受到自然的存在与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它毫不犹豫地终于使文学成为了人与自然之学。

如果说爱默生发现了自然的美，那么普里什文则体验并融入了自然的美、自然的爱。普里什文用简略而深邃的语言，表述了植物、动物与天人关系：

我站立，我生长——我是植物。


我站立，我生长，我行走——我是动物。


我站立，我生长，我行走，我思想——我是人。


我站立，我感觉：在我的脚下是大地，整个大地。


脚踏大地，我挺起身体：在我的头顶是天空，我的整个天空。


这时，响起了贝多芬的音乐，它的主题就是：整个天空都是我的天空。

“自然”一词，及相关妙论，在中国典籍中早有出现，比爱默生、普里什文早得太多太多。如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全世界古往今来、林林总总的关于水的论述中，老子居第一。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量无穷，时无止”，“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四时殊气，岁成有序”（自然内在的节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等。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等等。实际上孔子也在提醒我们今天的家长：让孩子们从小亲近、热爱并保护自然，从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开始，是一项美丽的事业，会生成一个美妙的历程。以《道德经》《庄子》《诗经》《山海经》观照自然，使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多彩多姿，丰富厚实，传之后代，则既有诗性的传统，又有“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鲁迅评庄子语）的大家气象，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诗与散文的主要特色。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诗开卷，散文贯穿古今，《古文观止》可以为代表，观而止者，散文也。

中国自然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它是非虚构文学，它认为：文学不仅是人学，还是人与自然之学，即天空、大地、山川、草木之学，它以山水、森林、野草、虫鸟、荒野、大地作为直接的书写对象，显现着生命的广大和美丽，捍卫着自然的尊严。是对人类中心说在文学上的纠正。中国自然文学，以跨学科、跨体裁著称，它集生物学、环境学、考古学乃至哲学、人类文化学于一炉，是以诗的意境、散文的语言所作的跨越多种学科的诗性写作。

我想起了屠格涅夫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几句话，他借着梅里美的评论说：“普希金的诗歌，似乎是以奇妙的方式，从最冷静的散文中开出的一朵鲜花。”他还认为“是他最后加工了我们的语言”。这种语言即俄罗斯语言“未必不是古希腊之后最好的语言”。（张守仁译《屠格涅夫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这些话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诗人、作家的使命之一是加工保护我们的语言，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有更古老的语言，我们有更需要保护的语言，我们的第一个语言加工整理者是孔子，我们的语言、中华民族的古汉语是世界最美的语言。为此，我还想介绍一段史学家、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先生关于语言的话：“在欧洲科学家看来，语言历来只是声音的集合，而不是一种比发音器官更内在的、更深刻的东西的表述，而它本应是后者。”有关语言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还有待开发，但李济指出：“纵观拼音语言文明的各个方面。必须坦率地说，它在连续性方面天生就具有严重的缺陷。文明程度最高的拼音文化区也是最多变的群体居住区。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同样的情况重复发生。希腊人经历了鼎盛与衰败，罗马人也是如此，阿拉伯人同样如此……（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双语版，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回到我的讲题，想必朋友们已知道：我有那么多的文章要写，有那么多的书要读，有那么多的故人要寻觅，我的书房只能是个孤岛，只能是个孤岛。窗外的风风雨雨告诉我：世界千变万化，但真正的自然文学之子却要用心灵去丈量树木和沙子。

请允许我呼吁：

为了孩子，保护我们的语言！

为了孩子，保护我们的自然！

为了孩子，铭记并传扬袁隆平先生的一句话：做一颗好的种子！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