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电影，论热度，谁也比不上《牛来》。有人说它荒诞得令人捧腹，有人说它烂出了新境界，还有人在社交平台上自发组织“观影团”，专门去影院体验那种“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的集体眩晕。《牛来》到底能走多远，谁也不知道。但它不是唯一，大洋彼岸也有一部“牛来”，与这部《牛来》最初的命运极其相似，但最终变成了传奇，它的名字叫《房间》（The Room）。有中国影迷笑称，这部影片其实是《牛来》的鼻祖。
2003年，这部由神秘怪人托米·韦素自掏腰包600万美元拍摄的电影，在上映两周后仅收获约1800美元票房。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它非但没有被遗忘，反而在全世界的午夜场影院里持续放映，场场爆满，观众带着塑料勺子进场——电影里男主家的装饰品和装饰画里全是勺子，一旦镜头中出现勺子的画面，影迷们就会往屏幕前扔一次性勺子，并齐声跟读那些空洞无厘头的台词，像极了粉丝应援，把一场本应尴尬的观影体验变成了一场盛大的狂欢派对。
像是一则黑色幽默，它让我们看到，当一部作品烂出了态度，烂出了风格，烂得足够理直气壮时，观众会主动接过阐释权，用笑声和仪式把它重新阐释一遍。这部奇葩电影问世十多年后，被冠以“烂片界的《公民凯恩》”之名，在全球午夜场拥有固定的狂热观众，甚至衍生出一部讲述其拍摄过程并获得金球奖提名的口碑佳作《灾难艺术家》。
“你在撕碎我，丽莎！”
《房间》的一切怪诞，都源于其核心人物——托米·韦素。这个操着浓厚东欧口音、长发及腰、来历不明的男人，在世纪初带着一笔来源成谜的巨款（据传部分收入是靠批发韩国皮夹克赚的），怀揣着一个“成为詹姆斯·迪恩”的演员梦，闯入了好莱坞。
他做出了新手导演最不敢做的事：自费600万美元，买下而非租赁全套最先进的摄影设备，这在当时连大制片厂都不敢轻易尝试。片场如同韦素本人的独角戏舞台，他频繁忘词、搞不清镜头位置，导致几分钟的对话镜头耗时数小时甚至数天，多数台词不得不靠后期配音弥补。他因不满而数次大换血整个制作团队。在拍摄现场，他习惯性地迟到数小时，甚至能在开拍前慢悠悠地重新染黑自己的头发。这些离谱的行径，导致电影预算飞速膨胀。
演员阵容由韦素从成千上万张头像照中亲自挑选，标准不详，大多数演员在《房间》之前从未出演过电影。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简单的狗血三角恋故事：银行家约翰尼（韦素饰）深爱未婚妻丽莎，丽莎却勾引了他最好的朋友马克。然而，叙事在这里彻底崩塌。剧情充斥着毫无逻辑的支线，戏剧性地冒出来随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大量生硬突兀的转场和不知所云的重复对白。约翰尼标志性的开场白“哦，嗨，马克”（Oh, hi Mark）和崩溃时的怒吼“你在撕碎我，丽莎！”（You're tearing me apart, Lisa!），因其空洞与突兀，日后竟成了粉丝们最津津乐道的经典台词。
电影中的许多场景发生在一处“屋顶”上，演员背后是用绿幕制作的旧金山天际线，毫无真实感可言。台词像初中生写的，演员的表演更是堪称灾难，全程无感情捧读，被一些中国影迷称为“英语口语教学视频”。最令人费解的是，片中到处充斥着莫名其妙的勺子相框，没有任何解释，就这么突兀地挂在墙上，成为全片最大的未解之谜和标志性符号。
《房间》在洛杉矶的两家影院草草上映两周，不仅无人问津，还迫使影院贴出了“不退票”的告示。在正常的商业逻辑里，这便是它故事的终点。但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这片子的“烂”过于彻底，以至于它产生了一种奇异的魅力，每一个错误都透着创作者一种近乎偏执的认真。这种错位感，让少数偶然看到它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当时还在南加州大学电影系读书的电影人迈克尔·鲁塞莱被认为是《房间》邪典文化的“零号病人”。那年夏天，鲁塞莱偶然发现这部电影，他在其他电影的映前看到了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并这么形容：“它的情绪极其激烈，一下子朝你扔来一大堆信息，可是所有信息都毫无意义。”他便坚持拉着朋友一起去看。影厅里几乎没有其他观众，结果正片比预告片更加让人无法理解。他便开始联系朋友，让他们赶来看看这个难以形容的东西。鲁塞莱和朋友们在三天内看了四次。每看一次，他们都会叫来更多的人。
就这样，口碑在极小的圈层里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发酵。他们在其中找到了许多猎奇的笑点，很快围绕着这部电影形成了一些粉丝团。
《房间》被称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电影之一，烂番茄评分系统中满分为10，它仅为3.5分。网站的评论写道：“托米·韦素这部误入歧途的杰作以无限热情颠覆了电影制作的规则，使表演、编剧和摄影等平凡事物变得毫无意义。”但没有人想到，这部烂片的命运在悄悄反转，之后，它彻底变成了流行文化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标。
2017年，詹姆斯·弗兰科将《房间》的拍摄幕后——格里格·赛斯特罗（片中马克的扮演者）的回忆录《灾难艺术家》搬上银幕，该片获得多项大奖提名。这部电影的温情之处在于，它并未居高临下地嘲笑韦素，而是试图理解他。韦素的行为看似疯狂，实则源自一种极致的、不谙世故的梦想。
《灾难艺术家》联合编剧汤姆·比塞尔阐述了他对《房间》受欢迎程度的看法：“这就像一部由一个从未看过电影的外星人拍的电影……很少有一部电影作品中，每一个创意决策在每一刻都似乎是错误的。”
真正的“灾难艺术家”
如果回顾《房间》上映的2003年，会发现这是一个奇特的年份。从数据上看，好莱坞正处于黄金时代顶峰：北美票房94亿美元，是继2002年之后的历史第二高；平均制作成本6380万美元，营销费用水涨船高。但数字遮不住暗流——票房实际上比2002年微跌1%，观影人次下降了4%。这是12年来首次出现下滑。
回头看看当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指环王3：王者归来》《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加勒比海盗》《海底总动员》……大制作与大制作的续集交相辉映。然而这一切都太过工整，太过类型化了。观众看了太多精密的构图、完美的表演、无懈可击的叙事之后，开始觉得“也不过如此”，总吃细糠也腻。《娱乐周刊》在做当年的夏季盘点时，抱怨银幕上充斥着电脑特效和全明星阵容的续集。那种疲态甚至不只针对某一部电影——观众似乎对整个“看电影”这件事本身，都生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厌倦。有分析师直言：“可能人们就是觉得，除了去电影院，还有别的事可做。”
正是在这种“极致繁荣后的倦怠”中，《房间》撞上了文化心理的转折点：观众见过了太多被精密计算过的“好电影”，续集、IP、特效奇观轮番轰炸之后，《房间》的荒谬和“真诚的灾难”，反而让人重新感受到某种久违的、未被规训的东西。它和《黑客帝国2》在同一块银幕上放映过，然后被遗忘，再然后被一群厌倦了好莱坞“正确”的年轻人从垃圾堆里捡了回来。
至于专业影评人和正经导演，当年根本不会正眼瞧它。文化批评界对它几乎集体沉默——它不在任何“值得批评”的坐标系之内。直到多年后，当“烂片界的《公民凯恩》”这个绰号流传开来，人们才意识到：它的意义恰恰在于，它用彻底的失败，嘲弄了那个时代对“成功”的疯狂追逐。这时候，“去神圣化”便成了一场全民狂欢。它的吸引力不止于猎奇，更在于一种隐秘的权力倒转，影迷自己定义阐释权，而非导演、编剧与制片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说，影迷们成了这部烂片上映之后的又一任导演。
几年后，一些午夜场影院开始重映此片，如同20世纪70年代《洛基恐怖秀》的重生，观众不再是被动消费内容的看客，而成了仪式的一部分——每当银幕上出现那些诡异的勺子相框时，便大喊着将勺子扔向银幕；他们互相抛掷橄榄球，模仿片中角色突兀的玩球场面；他们在每一句经典“烂台词”出现时，整齐划一地跟读、喝倒彩或爆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
一个人在家看《房间》可能是一种折磨，但在午夜场里和几百个“同好”一起看，则变成了一场派对。正如有评论指出，观众消费的已不再是电影文本，而是“共同经历荒谬瞬间”的体验本身。韦素本人也从最初的困惑中醒悟，开始拥抱这“甜蜜的失败”，他频频现身午夜场与粉丝互动，亲手销售印着经典台词的T恤、内裤，甚至官方授权的塑料勺子，乐此不疲地将一个票房惨案经营成了一个盈利丰厚的品牌周边帝国。
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部作品如何脱离创作者的意图，被观众重新发明和定义。当一部电影“烂”到极致且足够真诚时，观众便夺回了阐释权，甚至它因此超越了电影的范畴，因为观众选择用笑声和狂欢将其加冕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杰作。
记者：李静
编辑：杨时旸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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