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俊林
我一九五一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市，年幼时父亲就病故了。母亲带着我和弟妹三个孩子，生活很艰难。一九六O年我们便随母亲一起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农场里，开始了我们新的人生旅程。六十年代初的兵团农场，生活条件很艰苦。住地窝子，吃玉米面，有时还得靠野菜充饥。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家住的地窝子连门都没有，只能靠一块破帐蓬做的门帘子和拐了个弯的半人深的地道抵挡风寒。有时候夜里还会突然窜进跳鼠、四脚蛇之类的小动物，使一家人惊骇不已。这些经历，使我从小就深深感受到，父辈们创业的艰难。
我家1960年住的地窝子
离家七八公里的场部学校，是几间用红柳条搭顶盖的极简陋的平房，操场是在红柳丛中砍出的一块空地。极目望去，是无边的东戈壁，每当红柳花开，一穗穗的红柳花就象一团团迎风摇曳着的烈火象苍天吐着火舌，煞是好看。我小时候，功课并不很好，但却极喜爱画画。课余时间里总是临摹自己喜爱的图画。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又地处偏辟的农场里，很难得到一本像样的书籍，记得有一次，家里买回一个脸盆，上面印有的一对鸟儿非常好看，我竟临摹了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这样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愿望中，对我后来走上创作道路是有影响的。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做过当画家的梦，然而梦毕竟是梦，生活的路从来就不像理想那样平坦。当我刚刚跨进初中的大门，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学校停了课，没想到只上了六年小学，半年初中的我从此竟再也没进过学校的大门。
十七岁那年，上山下乡的洪流把我卷到兵团农场的一个连队里接受再教育。以后的十多年里，我当过农工、木工、机械模型工，种过菜，干过翻砂工作。仅管一天工作下来十分疲倦，我都坚持业余习画。那些年我每月仅二十五元的收入，除了填饱肚子，剩不下多少钱，我都把它花在了学习上。多少次节假日野外写生，我都是啃着干粮就着渠水度过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我承认受了现在的年轻人难已想象的困苦，执着地画了不少画，尽管水平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己的造型能力。到七十年代末，竟在农场里小有名气。一九八O年，我开始从事宣传工作。
工作之余，我根据自己当了八年多木工又具备一定绘画基础的条件自学起木刻版画来。记得那时，什么构图、黑白关系、刀法组织都不懂，但对艺术的热爱与对生活的激情却使我如醉如痴，信心十足。这就越加深了我创作愿望与表现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促使我在自学中不断总结经验。也不知经历了多少苦恼和欢乐，才使作品有了些提高，并开始陆续发表在自治区的一些小报上。这些点点滴滴的成功，使我像沾了露水的小草，试着昂起头来。也正是这些稚气的作品，使我结识了多位美术界前辈，并得到他们的教诲。老版画家黄戈捷老师，以及王惠仪、薛周琦等版画家都对我的作品给予过指导与帮助。使我难以忘杯的是在一九八五年一次自治区美展即将开幕的前夕，我幸识识版画家蒋振华老师的情景。
记得那一天展览尚未开幕，观众还不让进去，可我当时恰巧从农场赶来，当天还得赶回去上班，可把我急坏了。看们的老同志见我焦虑万分，并得知我只是想看一下展览之后，竟破例把我放了进去。展厅里静得很，在展厅深处对作品进行最后调整的蒋振华老师见有人进来，便赶过来问我叫什么名字，进来作什么？我回答说叫熊俊林。没想到他禁开怀地大笑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常见你的一些小版画发表，很想同你联系，正苦于找不到你哩。说着把我引进内进，与正在印版画的吴量才老师相见，同时告诉我他也是自学的，没有进过学校照样有路可走。同时问我带作品没有？说老实话，我为了方便请教，哪次进城不带些诈品哩，听了蒋老师这番话，我便把随带的四五十幅版画全都抖了出来。
两位老师一一看了，在指出我不足的同时，赞扬了我刻苦自学的精神。并鼓励我继续走下去，同时选了两幅版画装入镜框，悬挂在展厅里，看着眼前的情景，我不知怎的一下子竟想起了十几年的学画岁月，泪水在眼角里直打转。以后，我在工作顺路和有机会看展览时，总带上作品去区文联请教蒋老师，他也都无一例外地精心指导，在他那里我不仅学到了创作方面的知识，也感受到他对知识的认真和对学问的严谨态度，促使我刻苦努力，勤奋创作。
在创作中，我努力使自己作品倾注于生活之中，并力求在形式上有所追求，如组画《准噶尔情歌》中每幅画的不则手法，使其在变化中呈现出纯朴，《村童》中我把牧童对知识的渴求与羊儿对草的渴求交织在一起，使作品充满了情趣和活力。《春心似酒》中我着意刻画了维吾尔老人纯朴的面容与粗糙的双手，通过弹奏的热瓦甫，显示出对未来的渴望和憧憬。这些作品相继发表，有的还获了奖，但来之也并非那么“写意”。仅管我已经创作了一些作品，在一定税度上表达了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但我深知这些作品在艺术是并不是很成熟的，既没有宏大的气势也谈不上俊秀的细作，唯有能坦荡地奉献给大家的，只是我在生活的鞭策下，苦于追求艺术的赤诚之心，由此我衷心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与帮助，我自己也将不懈地探索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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