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公孙弘，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说董仲舒，知道的人多了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把董仲舒当做牛鬼蛇神来批判的，尽管很多人不了解董仲舒说了什么，干了什么，但都知道董仲舒和儒家有关系，说假如没有董仲舒，中国怎么可能会出现儒家这棵大毒草呢。
这么说有一定道理，毕竟大家不是历史学家，对儒家的成因并不了解，只记得一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测说要不是董仲舒这个老家伙，给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一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下去该多好呢。
其实，把这么大的历史或者文化功劳，记在董仲舒一个人的功劳簿上，不仅太便宜了董仲舒，而且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儒家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董仲舒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推手而已，而且董仲舒的原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话说汉武帝是个十项全能的皇帝，少年登基，酷爱读书，脑子里成天转悠着怎么创新，而且要新了又新。他让全国各地举荐人才，推荐上来的人才也不是拿来就用，而是让这些人在国宾馆住下，每个人写一篇文章，提出对治理天下的见解和建议，写的好的被皇上叫去问话。董仲舒的文章被皇上看上了，有了和皇上当面讨论问题的机会。
董仲舒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意思是现在所处的时代变了，已经不是打天下、而是坐天下的时候了，如果政治思想不统一，人们干什么都无所适从，应该有个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或者叫统一的思想政策。
这个思想政策是什么呢？董仲舒认为应该推行孔子的学说。汉武帝一拍大腿说，对呀，大一统的国家怎能没有大一统的思想呢？于是，尊孔之风兴起，但真正形成完善的思想学说，又经过了好长时间，到了隋唐时期，儒家作为正统思想才被真正确立。
当然，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当时批判董仲舒主要是政治需要。后来批判停止了，褒扬也跟着多了起来。这很对，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不仅率先提出了尊儒的建议，而且在从政的数十年间，一贯以作风正派著称，甚至还有人拿他反衬同时代的公孙弘，说你看人家董仲舒多正派，哪像公孙弘狡猾得像个泥鳅。因为正派，所以嘛，董仲舒才做到了省部级。因为狡猾，公孙弘一直做到了正国级，当了大国丞相。
说公孙弘狡猾我同意，政治场上有时候刀光剑影，作为丞相的公孙弘要在复杂的百官和强势的汉武帝之间平衡协调，没一点随机应变的手段哪行。
那么公孙弘是个什么来历呢？和董仲舒一样，他也是被地方推荐到朝廷的。汉武帝看了他写的文章，认为是个人才，一步步培养使用，最终走向百官之长的高位。
按理说，董仲舒和公孙弘政治抱负相同，文采武略相近，但最后董仲舒做了诸侯国的相，公孙弘做了大汉朝廷的相，一个地方长官，一个天下百官总长，完全不在一个咖位。汉武帝用人不公嘛。
关于这一点，要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了。
以对传统文化的贡献论，董仲舒高于公孙弘。
如果从总百官协万民论的角度看，公孙弘高于董仲舒。
至于说说董仲舒正派、公孙弘狡猾也有失公允。董仲舒和公孙弘这两个人，行事风格不同，发展结果有异，但绝不是为人正派或狡猾这么简单的问题。
董仲舒醉心学理，沉浸内心，端直方见本色。
公孙弘协调各方，外务繁杂，必须灵活处事。
而且，两个人出身不同，经历各异，锻造的处事风格当然不一样。
据历史记载，董仲舒从小酷爱读书，以至于“三年不窥园”。就是说三年的时间里，连窗子外面的花园他都不看一眼，聚精会神的程度可见一斑。但这个现象也告诉我们，董仲舒家的条件不一般，不仅有条件读书，而且有人打理他的生活，否则他怎么能一直不出屋子专心读书呢。在那个经济并不发达的时代，很多人家吃饭都成问题，而董仲舒不仅可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且家里有花园，恐怕还不是房前屋后菜地边边上种几棵牵牛花这样的，而是有规模成建制的私家花园，这样才值得司马迁在《史记》里说他“三年不窥园”嘛。优越的条件，高远的志向，顺利的发展，使董仲舒的经历相对单纯，生活里少了风霜雨雪，可以或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去工作。
公孙弘就不同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公孙弘是个苦孩子。不仅出身贫苦，而且从小死了亲娘，后妈一点不拿他当好孩子看待。但公孙弘不记仇，长大以后心甘情愿担负起赡养后妈的责任。种地没收成，做生意没本钱，就靠放猪养活老母亲，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也正是凭着又孝顺又爱读书的好名声，在以孝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公孙弘被推荐到朝廷做官。
你说，苦哈哈的公孙弘，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工作机会，怎么能不珍惜？风浪里讨生活的公孙弘，怎么会不和百官搞好关系，又怎么和百官搞不好关系？怎么会像董仲舒一样，处处彰显个性呢？
所以我说，别拿董仲舒来说公孙弘。
这两个人都是人中龙凤，为了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要说好，他们一样地好，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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