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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鞠躬里的百年沧桑

张严肃 发表于 2020-3-12 23:10:53
本帖最后由 张严肃 于 2020-3-12 23:42 编辑



不久前,一名发烧、咳嗽住院4天的2岁男童从浙江绍兴市中心医院出院时,向护士长鞠躬致谢,这一瞬间被摄影师记录下来,网友称它为“最萌鞠躬”。接着有人发现,同样的一幕百余年前也曾发生过——当年杭州广济医院院长梅藤更(又译梅藤根、梅博阁)在查房时,也曾与小患者互致鞠躬礼。

一个鞠躬,串起百余年沧桑,记录着一种文明传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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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梅藤更的名字却渐行渐远,只留下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有人称他以“优渥的情怀播撒在中国杭州的大地上”;也有人说“梅藤更作恶多端,前将该院收回,群情欢洽”。

梅藤更曾在中国服务40多年,是最早将近代妇科、近代药科、近代性病科等带入中国的人,在他主持下,杭州广济医院成为当时英国之外的“全球最大的圣公会医院”。然而,因强租、私占西湖边的保俶寺等地,梅藤更也曾被斥为“强盗”。当事人之一韬园主人留下《梅藤更侵略实录》,在《医药学》杂志上连载,大量引用官方调查报告,堪称铁证如山。

梅藤更究竟是一位充满爱心、不辞劳苦的人道主义者,还是一名以传教为要务、与>**(不当用词)的帝国主义者?

从尸体上挖走眼球

1856年6月,梅藤更生于苏格兰的一个小村庄,中学时便为当地的主日学校服务,17岁时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商科,在一位曾在印度服务多年的医学传教士影响下,对医学和“福音复兴运动”产生兴趣。

“福音复兴运动”是兴起于1830年代的一股思潮,影响长达一个半世纪,曾风靡欧美。面对宗教世俗化后社会上出现的颓废、消沉、道德堕落等问题,该运动主张重建信仰,以挽救世风。

毕业后,梅藤更在一家货运公司当文书。1877年,他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并在当地贫民窟中为传教机构从事医疗辅助工作,也由此结识了护士梅福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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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藤更与梅福孙

1881年,梅藤更与梅福孙正式结婚,二人申请到印度服务。但他们所属的圣公会在中国杭州有个戒烟所,后改称大方伯医院,仅有3间房,月均门诊百余人、住院20人,由甘尔德医师主持。因夫人病重,甘尔德急于回国,于是梅藤更夫妻被派到杭州。

到杭州仅3年,梅滕更便从圣公会争取到1700英镑拨款,建了新院,更名为广济医院。

早在明朝末年,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西医(后文简称为西医)便传入中国。但雍正二年(1724),因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清廷下令禁教,因此直到1805年,西医才借“种痘术”卷土重来。

1835年,美国人伯驾在广州开设了中国近代第一家西医诊所,首日无人应诊,第二天只来了一名患眼病的女乞丐。1859年,眼科医局升格为广州博济医院,为说服一名重症患者接受截臂手术,该院竟“以五十金予之”。

所以当梅滕更来到杭州行医时,他所面对的患者是复杂的——

高层是了解西医能力的。康熙年间,清廷将“雅克萨之战”俘虏的俄国士兵带回京城,收编为旗人,并请俄罗斯派传教士常驻北京,给这些士兵布道。沙皇为刺探情报,特意选派了一些医生来。他们医术高明,能出入王府,所以高官们较信任西医。

但中层对西医却半迎半拒。他们深知西医之长,愿意接受治疗,但乡绅、文士等群体的权力来自官方,西医等技术人员到来后,与官方合作更紧密,动摇了他们的利益基础,所以往往又持排斥态度。

至于下层,则对西医充满偏见。普通西医价格高,教会医院免费但覆盖面小,大多数百姓难得实际体验,往往将传言当成事实。这些传言有些出自中层,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便称,西医割人眼球入药。梅藤更常遇到怪事——患者去世后,家属要求立刻带走尸体。时间长了,梅藤更才明白,原来家属担心他挖走眼球。

在这样的背景下,梅藤更只能走高层路线。

1898年,游览杭州的毕肖普夫人在参观广济医院后,说:“广济医院与当地官方的关系着实不错……梅藤根和他的助手金博医生为当地各级官员治疗疾病。清朝的高官是付费住院的,当他们治愈出院时,他们往往又会捐赠100美元给医院作为答谢,浙江省内各级军官经常会来医院,向来自英国的医生咨询有关养生、医药方面的知识。”

走高层路线,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却同时也让梅藤更落入了道德困境中。他做得越成功,就越会被质疑为趋炎附势、巴结显贵的小人,遭到中层的集体怨恨。

租寺庙地 诊妇科病

梅藤更说过:“让中国人信教,治愈伤者,洗涤污浊,让中国人变得‘洁净’,使他们保持干净,让我们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

这话透露出了早期西医东渐背后的一大动因——传教,却也不可就此否认救死扶伤的医者天职,而且可以见得的是,西医因为更早实现了职业化,所以反而具备较严格的职业规范。

上海同仁医院在光绪三年(1877年)的清单记载过:“迄今十有一载,不特附近贫民共沾其益,即异乡客旅染病而一无倚靠者来馆医治……其住馆者之饮食需用一切,大半系本馆供给,中有寔(实)在贫乏者,俟病痊回里,酌赠川资。”

而同一时期的本土郎中仍是以个体为经营方式,日常出诊常索取高价——“每遇病家急于延诊……动需数洋,甚至轿钱索取一二千文”,夜间一般不出诊——患者家属“立门哀喊,置若不闻”。在他们看来,这才是自我价值的体现。时人哀叹“中医之中,非术艺不精即身价过重”。虽然早在唐代,名医孙思邈便提出过“有医无类”,但没有职业化,职业道德难以落地。

近代医学强调规范,是科学;传统医学强调经验,更像艺术。其背后,源于对人的不同的预设:前者相信人是目的,一切应以人为本,后者相信在人之上,还有更高级、更尊贵的东西。这一点也显现在梅藤更身上。

在梅藤更来华前,花柳病患者、麻风病患者、妇女病患者被视为咎由自取,不配享受人的权利,更别说得到良好治疗。

1882年,广济医院门诊已收治女医生,梅藤更记录道:“医院的女患者医务已经越来越成为常规举措。”据1888年统计,广济医院门诊部共接待2656名女患者,占总数的30.9%,住院部共接待70名女患者,占总数的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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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滕更、梅福孙(右二)与女患者

1887年,梅藤更将几名麻风病患者收入广济医院私人病房,1892年,又开设了麻风病院,当时没有特效药,只能给患者“飧以清气,饱以厚味”,后采用大枫子油治疗,疗程极长,一般患者住院8—10年,有的长达30年,广济医院因此被赞为“吾国麻疯院中,无出其右者”。

1890年,广济医院首设皮肤花柳科,是中国医院设皮肤花柳科之先河。

广济医院还办了广济医药专门学校等三所学校,是中国近代药科教育的开创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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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贺广济医校五十年的题字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

然而两大瓶颈始终困扰着梅藤更。

一个是经费问题。以麻风病院为例,初期“咸不取费”,后期“只须第一次缴纳挂号费5元”,便“终身不纳分文费用”,比其他医院一次性缴纳“30或50元”少得多。为补资金漏洞,梅藤更四处化缘。

另一个是患者不信任。特别是妇科,当时中国女性有“不就男医”的传统,甚至中上层女性都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梅藤更发现,每到观音生日(观音有三个生日,分别在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女性们会到西湖附近的寺庙上香,这是劝说她们接受现代妇科的唯一机会。

所以,在扩建医院时,梅藤更重点找寺庙租地。他先与栖云寺僧人本林达成协议,但本林被控“盗卖地产”,协议无效。只好又与保俶寺僧人怀忍洽谈,以102元的代价,租用该寺所在的宝石山上3块土地,共计6.52亩。

像许多租地者一样,梅藤更也悄悄地扩大了地界,并在怀忍离开保俶寺后,占据了整个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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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保俶塔旁的麻风病院

梅藤更没意识到,他已是中层的眼中钉。

保俶寺是西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寺的保俶塔与雷峰塔齐名,常有文士来游玩。梅藤更把麻风病院设在这里,引来众怒。汤寿潜曾说:“目击梅氏蹂躏西湖,何尝不同怀公愤。”这种情绪延续数十年,以致梅藤根退休离华后,仍有人质疑:“给杭州者无他,麻疯而已。”

十多年后,1909年,在《杭州白话报》主笔韬园主人的鼓动下,钱镠后人以保俶寺是吴越王祀产,向官方提起诉讼。

调查发现,梅藤更除了超合同范围圈地,还将其中10亩卖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获银510两,并正式在县衙办了过户手续。另将一块山地卖给刘氏,获银1.3万两。还将山上洋房出租,“每间月租银五十两”。

梅藤更的做法于法无据,但在当时不罕见,他将“私搭乱建”卖给美国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鲍尔时,鲍尔专门咨询了英美两国领事,得到书面回复,称此交易并无不妥。

梅藤更过于相信自己与高层的关系,想把官司一直拖下去。但辛亥革命爆发,昔日高层崩溃。于是,梅藤更便把杭州市临时警察局长沈钧儒请到家中,沈记载道:“(梅藤根)用茶点款待,还请我听他的女儿弹钢琴,喜笑颜开地说了许多恭维话,意思是要拉拢我,叫我同意他在保俶塔附近圈地。我严辞拒绝了。”

早在1910年,沈钧儒作为咨议局一员,就曾提出议案,指责梅藤更“损害本国人民固有权利”,要求收回占地。

经反复磋商,梅藤更同意退还部分占地,但要政府赔偿7万元。在合同中,有“梅医士亦深明大义”等词句,可见双方还算满意。1918—1919年,梅藤更又强租杭州宝云山,北伐军进入杭州时,广济医院及三所学校被政府没收,医院不久被发还,学校从此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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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上的裸心堡,门柱、裙墙为梅藤更夫妇1910年建造的炮台山别墅残留,原堡或毁于台风

1924年7月,《新浙江报》因报道梅藤更的汽车横冲直撞一事失实,被警方封闭报馆,该报竟发文称:“似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勾结国内媚外官吏,摧残舆论,将何以重民权而维正义。”

仁爱而劳 以人待人

在中国服务期间,梅藤更至少建立了30个不同的医疗和福利机构。他曾说:“好医生应该具有3个H——Head(知识),Hand(技能)和Heart(良心)。”为此,他提出八大标准:

1、极强的适应力,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迅速地进入工作状态;

2、能迅速融入集体,要具备比爱自己更爱别人的精神;

3、要有创造力,是一个行多于言、愿意尽自己能力做最好的人;

4、要有亲切感,这样才会吸引人们前来治病;

5、要具备一定的语言天赋,不需具备一个汉学家的水平,只要能与人进行基本沟通即可;

6、要有极强的责任心;

7、要富有牺牲精神,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8、要有极强的忍耐力及永不言弃的精神。

显然,这不只是一个合格医生的标准,更是作为个体自我成圣的修炼。为吸引患者,梅藤更难免“作秀”,以当时的摄影器材和普及度,其实很难抓拍到他和小患者彼此的深深一躬。梅藤更把这张照片印成明信片,四处分发,在妇女、儿童不被视为完整的人的时代,此举堪称惊世骇俗。

在梅藤更眼中,患者、未成年人、穷人、女性可能在知识上有差距,却拥有同样完整的人格,他们不是被慈善的对象,而理应作为人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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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藤更夫妇与麻风病人

在杭州创办麻风病院时,梅藤更曾说:“我们非但不应该视麻风人为社会的被抛弃者,我们更应该把他们当作患肺结核或其他疾病的病人一样。”

据中华麻风病救济总干事邬志坚记载,他曾向一名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咨询,该如何减轻患者的痛苦,对方竟回答道:“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麻风是不可治愈的。对付他们的最佳方法是:杀死麻风人!”

让邬志坚万分惊讶的是,梅藤更数十年救治麻风患者,当时的杭州人“不惟不感激,且表示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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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藤更退休时的广济医院

梅藤更的成功与挫折,隐喻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其核心在于,如何从“人是工具”转向“以人为本”。当资源匮乏,不得不以牺牲人道为代价时;当目标宏大,让个体显得过于渺小时,人们往往会觉得,“以人为本”是不切实际的。但梅藤更用行动表明,还可以鞠个躬,表达出内心中对文明的坚守。

百余年匆匆而过,随着社会进步,随着职业化程度提高,梅藤更式的鞠躬得以回归,它不只是简单的礼仪,也难说是医患关系的标杆,但它至少证明了:生而为人,我们都向往文明,我们注定会被文明感动。

1926年11月30日,梅藤更离开了杭州回到苏格兰。1927年,他创建的麻风病院由省政府主持,但资金缺乏,“病人打针者,不及2/10,以致病魔日见厉害”;1928年,政府将广济医院发还。1934年8月30日,梅藤更在老家去世,终年78岁。墓碑至今仍存,上面刻着4个汉字——仁爱而劳。  

在离开中国之前,他曾宴请杭州地方人士以告别,席间他用汉语杭州话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只是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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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鞠躬的小男孩长大后又与梅藤更合了一张影


参考资料:

《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周东华,《社会学研究》 2010年03期

《去医院就洋医:清末杭州广济医院的女患者及其医疗场景》,周东华,《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4期

《清末杭州广济妓院租地案研究》,李传斌,《史林》2014年第1期

编辑 锰钢皮蛋

图片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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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个鞠躬里的百年沧桑》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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