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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五年,大唐有疫

张严肃 发表于 2020-2-21 23:31:15

贞观时期的23年中,唐朝至少发生大规模疾疫7次,平均3.3年一次,东西南北四方边患更是此起彼伏。而将这些挑战当成磨刀石和踏脚石的大唐,最终踏平坎坷,一往无前地磨砺出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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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是大唐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

  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在重臣魏徵、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的辅佐下,励精图治、朝乾夕惕,坚守“抚民以静”的治国路线,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救灾备荒,粮食生产连年取得大丰收,“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百姓生活丰衣足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太宗遂下诏要在来年即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二月封禅泰山。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语境中,封禅泰山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重要象征,标志着唐朝治世局面的出现。然而,一场不期而遇的疾疫,似乎要打乱大唐走向盛世的步伐。

  疾疫内忧

  贞观十五年三月,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市一带)发生疾疫。李唐当年就是从山西太原起兵夺取天下,因此山西在唐朝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被视为“龙兴之地”,这里出现疾疫非同小可。而且山西紧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稍有不慎,疫情就有向首都逼近的危险。

  第二年夏天,“谷、泾、徐、戴、虢五州疫”,谷州(今河南省新安县一带),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一带)、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一带)、戴州(今山东省菏泽市一带)、虢州(今河南省灵宝市一带)几乎同时发生大面积疾疫,“死人甚多”。

  这不是唐朝第一次面临疾疫威胁。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关内、河东疾病”,关内道(下辖函谷关以西包括长安在内约27个州和单于都护府)、河东道(下辖黄河以东约18个州)就发生疾疫。当时全国划分为十道,这次疾疫覆盖了20%以上的土地和人口。太宗忧心如焚,“命医赉药疗之”,下令派遣朝廷医官携带医疗物资,赴各州县医治感染百姓,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有了贞观十年的经验,朝廷处理这次疾疫时已经颇有章法。太宗的主要举措仍然是“遣医就疗”,由中央朝廷统一派遣医官到地方组织医疗救治。毕竟,相较于当时的地方州县,长安的医疗体系更为完备,医官的医术也更加精湛。只有朝廷直接调度疾疫防控,才能在疫情最开始就迅速切断传染源。贞观十六年,太宗又增加了“遣赐医药”的措施,即由地方官配合朝廷医官,免费向百姓发放医药物资,使病患得到及时救治。

  根据有关学者对唐代防治疾疫的研究,当时太宗和朝廷采取的防治举措应该还有很多。比如,设置单独医疗机构,对患病百姓进行隔离和集中治疗,很多寺院都被用来作为收容救治场所;及时掩埋因感染疾疫而去世的百姓遗体,避免病毒再次传染;调拨粮食救济疫区百姓,减免当地甚至全国租税,为粮食生产和经济生活恢复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朝廷出面开办具有慈善机构萌芽性质的病坊,收治贫病百姓,鼓励民间自发的救助行为;在各地宣讲《神农本草经》等医书中的医学知识,大力打击巫术迷信,等等。

  靠着这些出台及时、落实有力的举措,贞观十五、十六年的疾疫发生范围被严格控制在三五个州之内,避免了向其他州县的蔓延,使得朝廷有足够精力处理更为棘手的问题。毕竟这年大唐面临的威胁不只疾疫内忧,还有国防线上的外患。

  边防外患

  薛延陀是唐朝北部的游牧民族,居住在大漠以北,早先被唐朝最大的敌人东突厥控制,双方曾结盟共同对抗东突厥。唐朝攻灭东突厥后,薛延陀真珠可汗逐步占据了东突厥故地,成为唐朝北部边防的新威胁。为制衡薛延陀,太宗复立忠诚于己的东突厥王族阿史那思摩为可汗,使其统治大漠以南,作为唐朝与薛延陀之间的缓冲。真珠可汗对此不满,一直伺机将其吞并。

  贞观十五年,真珠可汗“闻上将东封”,听说太宗要赴泰山封禅,分析局势认为,“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决定趁唐朝注意力集中在东方、无暇顾及北边之际,一举解决思摩这个卧榻之侧的心腹大患。十一月左右,真珠可汗派长子大度设率二十万大军突袭思摩。思摩挡不住,率部退到长城以内,固守朔州(今天山西省朔州市一带),紧急向唐朝求援。

  薛延陀的情报工作做得太不到位。其实早在六月二十六,太宗就因“有星孛于太徵”天象异常,下诏停止封禅事宜。停封泰山之事,显示出太宗不图虚名的自信,毕竟百姓的真实感受比盛大的封禅仪式,更能彰显盛世气度。更重要的是,唐军主力没有再继续东调保障封禅,而是一直对薛延陀的异动保有足够警惕。收到思摩的告急后,太宗于十一月十六派名将李勣等人,率十余万军队救援朔州。

  思摩退入长城后,根据太宗的指示,实行了坚壁清野的政策。薛延陀意在速战速决,本来带的粮草就不多,此时又无法就地取粮,战马几乎把树皮都啃光,士兵也是食不果腹。败相已现的大度设爬上长城,极尽诟骂羞辱思摩之能事,企图刺激其出城决战。

  正在大度设破口大骂之时,李勣率大军赶到。大度设明白大势已去,赶紧向北撤退。李勣和思摩率六千精锐骑兵连夜追击,一场恶战下来,斩杀薛延陀三千人,活捉五万人。大度设带残兵败将逃到漠北,又遇天降大雪,“人畜冻死者什八九”。

  经贞观十五年一战,唐朝取得了对薛延陀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为后来彻底将其消灭奠定了基础。而无论是边防外患,还是疾疫内忧,都不单纯是医疗卫生和国防安全事件,更多是对此时朝廷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

  朝廷治理

  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对疾疫控制的强弱和疾疫持续时间的长短,往往与朝廷应对策略的有效性、官员贯彻落实的时效性成正相关。贞观十五年的太宗和大唐,还面临着朝廷官员玩忽懈怠、“渐不克终”的巨大风险。

  贞观十五年八月十六,太宗忧心忡忡地对身边大臣说“朕有二喜一惧”:“二喜”是农业连年丰产丰收,北部边境大体安定;“一惧”则是“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面对贞观前十五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太宗居安思危。

  太宗的忧虑应该和魏徵的提示有关。这年,太宗有一次问群臣:“守天下难易?”魏徵回道:“甚难。”太宗不解,“任贤能、受谏诤,即可”,只要用对的人,听对的话,天下自然太平,“何谓为难”。魏徵把话挑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生于忧患之时做到任贤纳谏不难,关键是安乐之后能否不忘初心,继续听得进贤臣的逆耳忠言,“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太宗和魏徵的忧虑不是杞人忧天,朝廷部分官员不再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一味追求太平安稳,放任矛盾潜滋暗长。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九,甚至发生了禁军士兵夜间向太宗寝殿乱放箭之事,幸亏没有伤及御体。

  太宗决定调动百官的积极性,鼓励群臣上书言事。他问魏徵:“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魏徵回道,“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官员们之所以不敢说话,连禁军造反这样的事都不敢明奏,就是怕您不但不听,反而怪罪,“彼畏罪,故不敢言”。太宗对此深表赞同,“然”,而且进一步发挥,“人臣关说忤旨,动及刑诛,与夫蹈汤火、冒白刃者亦何异哉”,将臣子进谏比作医官赴疫区、士兵上战场。

  此后,太宗在魏徵的劝说下,主动放下身段,悉心接受房玄龄等人的批评监督,和重臣一起重新恢复贞观初年直言极谏和虚心纳谏的政治风气,进而带动整个官员队伍士气的提振。太宗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不但带领大唐取得了应对疾疫和边患的连续胜利,而且将贞观之治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贞观时期的23年中,唐朝至少发生大规模疾疫7次,平均3.3年一次,东西南北四方边患更是此起彼伏。而将这些挑战当成磨刀石和踏脚石的大唐,最终踏平坎坷,一往无前地磨砺出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原题:贞观十五年,大唐有疫
吴鹏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2月21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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