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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书外的“杀伤力”有多强

蔡经 发表于 2019-9-5 00:34:46
小说好,但有人读之过于痴迷,甚至把自己代入角色,这就容易“出状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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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纪连海说的段子:乾隆的宠臣和珅爱读《红楼梦》,并且每天向太后请安时,悄悄为太后说上一段《红楼梦》故事。太后只听了几段即被“秒杀”,叫和珅把书献上来。和珅为难,说这书是>**(不当用词),须得皇上“恩准”。乾隆不敢违拗太后,命和珅“延人”(恐怕就是高鹗)将书改写,去除里面的“碍语”,于是《红楼梦》弛禁。
这事大约源自周汝昌先生的《全璧的背后》。对这段传奇,学界似有些不认同,但以周先生严谨的考证风格看,我想不会是空穴来风,还是有些依据的吧。倘若真有其事,说明当时从皇族到士林,无不爱读红楼梦。时人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可见当时读红楼梦,已然成风。
《红楼梦》好,但有人读之过于痴迷,甚至把自己代入角色,这就容易“出状况”了。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惙时,父母以是书贻祸,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玉!’遂死。”女子把自己当作书中人物,她的灵魂已与黛玉融为一体了,奈何(类似的事件,当代也曾发生)!
《红楼梦》的“杀伤力”太强,以致封建卫道者也震怒了,他们斥《红楼梦》为“淫”。陈其元在上书中还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处处描摹痴男女性情,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在他们看来,《红楼梦》手段高明,移人性情,惑乱人心,“杀人不见血”。既然它有如此强大的功能,腐儒们有人异想天开,主张“聚此淫书,移往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之意”,即把红楼梦送到海外,迷乱洋人,以回敬其用鸦片毒害中国人之举。可笑乎?
桐城派文人姚鼐更是忌讳《红楼梦》,据甘熙的《白下琐言》:一次姚鼐应邀赴宴,入座,忽见筷子刻有袭人、晴雯、宝钗、黛玉等的名字,顿时勃然大怒曰:“此何等人物,居然与吾同席!”罢席,拂袖而去,可见对《红楼梦》反感、仇视之深(一说,他对扇骨上刻大观园人名“最厌之”)。
但近现代历史上的名人几乎没有不爱《红楼梦》的,其中不少人高屋建瓴地予以点评,肯定《红楼梦》积极的社会功效和杰出的、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以致让《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学问,后人研习不尽。《红楼梦》不是几个大官名仕所能骂倒的。读《红楼梦》,当爱而不痴,既不坠情其中,也不应因其感染力太强,视若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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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读《红楼梦》最放得开的,当是黄钧宰在其《金壶墨浪》中所记写的法号叫为山的和尚。为山虽身为僧人,也喜读《红楼梦》,且胸襟坦荡。黄钧宰知其有是书,一次去看他,以为他一定会将书藏起,因为书里描写闺中风月、儿女私情,作为和尚,读之是有违清规的,至少是不当的。但为山当着朋友的面,并不掩藏,论起书来,谈笑自若,毫无愧色。黄钧宰很有感触,发了一通议论:“雪芹作此书,原与天下能作和尚者读,不与凡夫俗子读也。能读《红楼梦》乃真和尚,读《红楼梦》见人能不掩藏,乃是绝好和尚。”
《红楼梦》是曹雪芹“十年心血十年泪”(按张爱玲评说,乃是“一生”)铸成的巨著,是他坐了从大富大贵到贫病交迫的过山车的生活观照,是他洞察人生和人性之后的彻悟,其真切动人的情感贯穿全书,人们为其中曲折回环的故事所吸引,被其中缠绵纠葛的爱情所感染,也是当然的反应。
200年后,《红楼梦》对今人的感染力度依然不减,竟也有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者。据说87版电视剧中,贾瑞的一位扮演者也如前述某“贾人女”一样,自幼读“红楼”,以至于后来常以宝玉自居,长成后仍然陶醉在宝玉的世界里。当年在剧组的时候,曾追求女主角扮演者而不得,拍完戏后,一直都没有从红楼梦中走出来,痴迷、渴念、病魇,不幸33岁便去世了。这事广为人知,也引人慨叹。
当我们得知陈晓旭入身空门、并且不久便因病圆寂,都会忍不住叹惜、哀婉,不少人痛哭失声:“世上再无林妹妹!”这种强烈的情感,都是因《红楼梦》而起的,由书及剧,由剧及人。现实情形,未必如小说,“代入感”而已。
《红楼梦》是有史以来最耐读的小说(没有之一),其感染力超乎时代,其艺术魅力长存,其话题性常在,大概与它对于各时代人们生活与情感世界的影响——所谓“书外的杀伤力”,不无关系吧!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苗连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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