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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家庭再生养:那些害怕被喊“妈妈”的母亲们

admin 发表于 2019-8-27 22:37:10
“为什么爸爸妈妈那么老?”

来自孩子的一句不经意的询问,却是这些父母们的不堪承受之重。

  
他们属于“重生”后的“失独”家庭。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50岁左右遭遇变故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在即将成为祖父母的年纪,为了“自救”,重新养育一个孩子。他们面临着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他们不愿让孩子看到沧桑的面孔,但巨大年龄鸿沟带来的称呼错乱,往往不经意间戳到他们敏感的痛处。
  
为此,他们通过网络寻找“同命人”,抱团取暖应对“隔代抚养”的种种难题。
  
“我们完全不敢想象一个家庭没有孩子如何过。”56岁的失独再生父亲蔡先生告诉澎湃新闻,“但看到孩子,再苦也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澎湃新闻记者长期关注这个特殊群体。尚无权威数据显示这个群体的准确人数,鉴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庞大基数,失独再生养群体的规模或不容小觑。
  
最近几年,他们的这份特殊的情谊从网络走向现实,每年都要组织一次“夏令营”,相互交流高龄抚养孩子经验。
  
这群失独再生养父母每年都要相聚一次,共同交流高龄抚养的酸甜苦辣。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赵孟 图
  
今年,失独再生养父亲大海提议大家到贵阳聚会。
  
“三分之一的人都是第一次见,”蔡先生说,“但见面就像亲人一样。”
  
“平时我都不敢带孩子出门,生怕他在公交车上叫我妈妈,”54岁的失独再生养母亲阿琳说,因为年纪的关系,她甚至不敢在公开场合应答孩子的一声“妈妈”,“只有在这里,我才觉得自己像个正常人。”
  
悲痛
  
“这里全是一群老头儿。”
  
2019年8月初的一天,在贵阳郊区一处凉爽的农家乐院内,一群年过半百的父母正带着一群幼小的孩子,围在桌前热闹地聚餐。一个孩子童言无忌的一句话,让现场陷入短暂的尴尬。
  
此次聚会是近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的近30个家庭,带着年幼的孩子齐聚贵阳。相同的命运让他们聚拢一处,敞开心迹。
  
他们都曾拥有幸福的三口之家,厄运降临前,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是被砸中的那一个。
  
2009年,蔡先生的儿子从军校毕业,进入某部队当教官。
  
如果不出意外,2012年下半年,儿子就要结婚了。准儿媳也是高材生,在一家省级单位工作,房子车子都已准备妥当。但2012年3月份,儿子被查出白血病,发现时已是晚期,医生告诉他们,剩下的时间可能只有三四个月。
  
“那几个月人都是浑浑噩噩的,”蔡先生已无法讲清自己与儿子相处的最后时光,倒是妻子阿萍异常清醒,“结果我们都清楚,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个夏天,她希望儿子有尊严地离开,自己强忍悲伤,提前给儿子买好墓地,连碑都刻了。
  
阿萍说,也正是在为儿子准备后事期间,她和丈夫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我们无法想象家里没有孩子怎么活下去。”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蔡先生姐弟四人,姐姐外嫁,残疾的二哥未婚,大哥也在这年初去世。大哥家只留下一个女儿。
  
在看重传宗接代的人眼里,这是一场毁灭性的危机,而女人们甚至比男人承受更大压力。
  
儿子下葬第三天,瘦弱的阿萍踏上了艰难的高龄求子之路。
  
但并非每一对失去孩子的夫妻,都如阿萍和蔡先生这样决绝。他们中绝大多数沉浸在过度的悲伤之中,数年不愿露面见人,再生养计划也曾一拖再拖。
  
但这样的犹豫或许会增加再生育时要付出的成本。
  
在医学上,35岁以上孕育属于高龄产妇,年纪再往上,身体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近些年来,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让无法生育的家庭看到了希望,尤其是供卵试管婴儿的出现,给高龄失独家庭带来了福音。
  
公开报道中,安徽的盛海琳当年曾是成功诞下试管婴儿的年纪最大女性。2009年,59岁的盛海琳痛失唯一的爱女。次年,60岁的盛海琳通过供卵试管婴儿技术,诞下一对双胞胎,被媒体广泛报道。虽然盛海琳在采访中多次表示,自己的经历难以复制,但她创造的高龄生育奇迹,激励着无数失独家庭的母亲。
  
保胎
  
儿子离世时,蔡先生49岁,阿萍50岁,已步入更年期,他们只能选择供卵试管婴儿。这也是绝大多数高龄女性的选择。
  
阿萍的“准儿媳”的一位亲戚,是武汉一家医院的试管婴儿专家。获知阿萍的特殊情况后,医院为其开通“绿色通道”,原本排队等待供卵的漫长过程,时间和费用都大大缩减。
  
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幸运。
  
北京的新雨当时为了等待供卵,一边调理身体,一边排队等待供卵,耗费了整整三年。庆幸的是,最终试管婴儿成功,让她得以成为一对双胞胎的母亲。
  
2014年初,阿萍如愿成功进行了试管婴儿手术,不久胚胎顺利着床,但对像阿萍这样的高龄妇女来说,要将一颗受精卵发育成为婴儿,最艰难的保胎环节才刚刚开始。
  
为了增加受精卵存活的概率,高龄妇女体内一般会植入2-3个受精卵,在希望加倍的同时,也增加了孕育的辛苦。“保胎针”是少不了的,剂量也比年轻妈妈注入得要大。
  
蔡先生在武汉为妻子办理入院手续时,工作人员询问孕妇年龄,蔡先生答道:“52岁。”护士试图纠正他:“你说反了吧,应该是25岁。”“不对,就是52岁。”蔡先生再次纠正,并向对方简单陈述了妻子的情况,对方惊讶无比,“这是医院年纪最大的孕妇了”。
  
保胎被很多高龄孕妇称作“血泪史”。她们中许多人在分娩的最后几个月,只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深怕轻微的扭动会导致胎儿流产,吃喝与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解决。
  
贵阳的阿玥54岁做试管婴儿,55岁诞下一对健康的龙凤胎。在刚做完试管婴儿手术的头三个月,阿玥整天躺在床上不敢动,到了五六个月,虽然能够缓慢的挪动,但不断隆起的肚子让她力不从心,“一顿饭分两顿吃,吃一个小时”。她每天如履薄冰,小心呵护着腹中的希望,甚至大小便都不敢用力。
  
阿萍的情况不好,被检查出胎盘前置,这是一种是妊娠期的严重并发症,会导致反复出血,只能卧床休息,严重者需要考虑终止妊娠。
  
阿萍在“白天盼晚上,晚上盼白天”的心境中熬着,“每天都计算着36周剖腹产的那一天。”这期间,她依靠一种强力止血针,“一瓶吊针打8个小时,一次出血打四五天。”
  
保胎期间,蔡先生远在烟台上班,以支持高昂的保胎开支。阿萍只能请来保姆照顾日常起居,她最怕保姆出去吃饭时,自己正好需要大小便,“吃饭喝水能忍,这个事怎么忍啊。”
  
有一次实在着急,阿萍只能拜托一位隔壁的病友帮忙,将专用的便盆放到自己身体下面。事后,这位病友又帮她将排泄物倒入卫生间。“大姐,没事的,我们知道你不容易。”阿萍仍记得这位病友安慰的话,这份特殊时期的相助让她分外感恩。
 
怀孕到第28周,一天早上天还没亮,阿萍摸黑抓到一堆湿漉漉的东西,原来是脐带出来了,这意味着孩子可能早产。
  
医生意识到情况紧急,让阿萍的妹妹代签字后,开始手术。全麻之前,阿萍记得有一根氧气管从鼻孔插到了肺里,她还要一只手拖着从下体流出的脐带,“难受得不行”。
 
醒来时,新生儿已经被送到重症监护室。阿萍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女孩,“头发都长出来了”。三天后,医生平静地告诉夫妻二人,孩子夭折了。阿萍没有看上她最后一眼。
  
现实中,失独母亲一次试管婴儿就成功的案例极少,他们普遍经过2-3次试管婴儿的煎熬,才能拥有一个孩子。
  
51岁的失独父亲徐少峰和48岁的妻子刘秒,为了再生育一个孩子,5年来跑遍湖南、广东、北京等地的医院,像赌徒一样耗尽家财,透支健康。他们至少尝试了7次试管婴儿受孕,均告失败。接连打击将刘秒的精神推至崩溃边缘,刘秒回忆说,情绪失控时,自己甚至曾挥刀赶走来家中探望的心理医生。
  
阿萍和蔡先生不敢耽误分秒,立马投入到第二次试管婴儿的赌注中。
  
鸿沟
  
不少失独家庭在试管婴儿彻底失败后,只能选择收养。多位失独再生养人士估计,大约80%的家庭通过收养重新成为父母。
  
但收养也并非一条坦途。
  
按照《收养法》的规定,符合被收养条件孩子主要有三类,一是丧失父母的孤儿;二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三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符合这些标准的孩子,只能到福利院寻找,但留在福利院的孩子,多数存在先天性残疾。“不是说我们歧视残疾孩子,而是我们一把年纪了,带个残疾人太吃力。”一位失独母亲说。
  
即便通过亲友介绍或幸运捡到婴儿,要给这个孩子登记户口,让许多家庭焦头烂额。
  
六年前,59岁的贵阳失独母亲阿仙在河边散步时,捡到一名弃婴,考虑到自身已丧失生育能力,她准备将孩子带大,“就当自己亲生的。”可当她想给孩子上户口时遇到了难题,如何证明这名孩子属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让她在各个部门之间“跑了大半年”。
  
当时,她所在的云岩区卫计委一位科长体谅她的处境,带着她四处求助,有一次碰壁后,她感到走投无路,“坐在地上哭昏过去了。”最后,她联系了省级有关单位,通过公证手段,才将孩子的户口落到自己名下。
  
不管是通过收养还是试管婴儿受孕,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拉扯成人,他们仅仅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经过种种努力,阿萍和蔡先生最终也拥有了一个男婴。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蔡先生和妻子感慨,“我们又可以做回父母了。” 蔡先生想起大儿子离世前的那个父亲节,儿子还在病床上给他发来了短信。他以为此生再也无缘父亲节,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让他仿佛看到了大儿子生命的延续。
  
“不能再时时刻刻想以前的事了。”蔡先生说。新生命带来的激动,替代了部分悲痛,有了孩子,也就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此时,阿萍已经54岁,蔡先生也已经53岁,“本来都是当爷爷奶奶的人了,现在要重头做回爸爸妈妈”。但随着孩子日渐长大,许多此前他们从未想过的问题,也集中爆发出来。
  
与孩子年龄的巨大鸿沟,是这个群体共同的隐痛。
  
“我们走在外面,别人总会问,你孙子几岁了?”一位失独再生养母亲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你说我们怎么回答?我们只能减少在外面活动”。渐渐的,这个群体希望寻找“同命人”,抱团取暖。
  
随着孩子们长到3岁以上,开始稍微懂事,那个好奇的问题会更加扎心:“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这么老?”
  
蔡先生说,尤其是进入幼儿园后,其他家庭的孩子看到这些皱纹密布的高龄父母,也往往会问他家的孩子,“为什么你爸爸妈妈那么老?”
  
这种询问,最终可能会变成对孩子的压力,甚至让孩子在幼儿园遭到排挤。
  
中部某地的一个失独再生养家庭就面临这样的遭遇:夫妻二人都将近60岁,读小学的孩子被同学嘲笑是“小三生的”,“哪有这么老的爸爸”。如今孩子的性格变得孤僻,甚至排斥父母到学校接他,最终因无法忍受周遭环境,只能转学。
  
生活在巨大年龄差的家庭环境中,也让孩子们在称呼外人时遇到难题。
  
面对自己五十多岁的父母,孩子们自然应该称呼“爸爸”“妈妈”,可当看到与父母年龄相仿的陌生人时,应该按照父母的辈分,称为“叔叔”“阿姨”,还是应该与同龄的孩子一样,称他们为“爷爷”“奶奶”?
  
蔡先生说,称呼上的错乱,导致了一些失独再生养家庭的孩子面对生人不敢开口,礼貌的养成愈加困难。
  
蔡先生的办法是,尽力让孩子融入到同龄小孩中,“像我这样五六十岁的让他叫爷爷,二三十岁的让他叫叔叔。”为了尽保持年轻,蔡先生变白的头发全部染成了黑色,“不让孩子觉得我太老。”
  
为了让自己更接近年轻的爸爸妈妈,这群高龄父母逼迫自己开始新生活。除了保持一个积极年轻的心态,还要经常加强身体锻炼,甚至在衣着打扮上,也要多增加一些亮色。浙江的秋叶刚满50岁,但头上戴着青春的蝴蝶发卡,身着靓丽的衣裙,俨然30多岁。
  
秋叶的女儿今年7岁,读二年级,孩子喜欢跳舞,许多活动需要父母出场。“不是我有多爱美,而是我要让女儿知道,妈妈也年轻。”秋叶说出了心里话。
  
“为什么爸爸妈妈这么老?”不同的父母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人从小就向孩子坦陈家庭变故和孩子的身世,也有父母有所保留,希望等孩子长大后慢慢明白。
  
“但无论怎么解释,我们都想告诉这群特殊的孩子,你不是一个另类,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小朋友的和你一样。”活动的组织者大海说,这正是他们不定期组织这样的活动的初心。
  

未来
  
“既然选择生把他们生下来,就要把他们负责任地养大。”这是所有失独再生养父母的心声。
  
他们大多是体制内或国有企业人员,如今接近退休年纪或已经退休,固定的工资往往只能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自嘲都是“月光族”。
  
针对失独家庭,原国家卫计委在2013年曾下发《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年满49周岁的失独父母,给予一定经济扶助。不过,当他们重新拥有孩子后,按照政策标准,即不再属于失独家庭,这部分扶助金也被取消。
  
为了保障年幼的孩子的未来,许多高龄父母不得不重新谋求一份维持生计的活儿。
  
正常情况下,一对年轻夫妻生下孩子后,除了自己,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家子帮忙照顾;但对于这群高龄父母来说,他们的父母或者已经过世,或者八九十岁高龄,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年过半百的他们身上。
  
重新拥有一个孩子后,蔡先生将阿萍和孩子接到了烟台,妻子专职带孩子,56岁的蔡先生则像年轻人一样拼命工作。正常情况下,再过4年他就可以退休了,但蔡先生没有为自己设定退休的时间表,“为了孩子,干到干不动的那天吧。”
  
蔡先生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轻声走到床边看一眼孩子——那是他力量的源泉,也是希望所在,然后出门投入到一天的工作中,直到晚上9点下班。庆幸的是,妻子有一份退休工资,蔡先生凭着自己的技术每月也有稳定收入,生活看起来还可以维持下去。
  
也有不少人处境堪忧。56岁的贵阳的失独再生父亲李征,妻子中风,老母亲瘫痪,女儿出生后就落下腿疾。李征没有固定工作,只有靠“跑黑车”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另一位来自重庆的失独再生养父亲,前些年妻子罹患癌症去世,如今只留他一人带着孩子。
  
即便如此,李征仍在努力为孩子争取更好成长条件。5年前,他带女儿到成都华西医院做矫正手术,此后每两年都要前去复查,孩子的腿有望恢复正常。接下来,他的目标是多赚点钱,给喜欢画画的女儿报个兴趣班。
  
蔡先生算了一笔账,孩子每月读幼儿园,学费、生活费、兴趣班费用和其他开支,每月至少需要3000元。“都按照最普通的标准计算的。”蔡先生说,许多孩子报三四个兴趣班,但以他们的经济状况,只能给孩子报一个,而且还是价格最低的。至今,孩子所有的衣服和玩具,都是好心人捐赠的。孩子至今没有吃过肯德基和麦当劳,也不知道冰淇淋的味道。
  
如果在北京等一线城市,生养的开支更是惊人。“好点私立幼儿园一个月都要四五千,还不包括各种兴趣班的费用。”北京失独再生养母亲新雨说,由于公立幼儿园难进,又负担不起私立幼儿园高昂的费用,他们只能将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幼儿园。孩子无法适应环境,“每次送去上学,孩子哭得歇斯底里,我也哭的稀里哗啦。”新雨说。
  
这群坚强的父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孩子的成长能获得有关部门的政策性保障。
  
年近六旬阿萍正在努力适应一个妈妈的角色,为此她阅读大量育儿的书籍,了解年轻妈妈们带孩子的新观念,学习幼儿园要求各种下载的各种软件的使用方法。
  
今年,阿玥家的龙凤胎也满四岁了,兄妹俩皮肤白净,都长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在人群中穿梭奔跑,活泼逗人。阿玥常常感慨,“看到这么好的两个孩子来到我们家,就怕他们受苦。”
  
这种带着忧惧的爱让夫妻俩重新计划生活,64岁的丈夫退休后,又在一家企业找了份工作,为了是能攒些钱让孩子长大无忧;阿玥则坚持锻炼身体,学习新鲜事物,她要陪着孩子们一起成长。
  
今年初,59岁的阿玥报考了驾校,计划在10月前拿下驾照,自己就可以带两个孩子们出门游玩了,“像那些年轻的妈妈们一样。”
  
眼前的困难无法抵挡他们对未来的憧憬,正如盛海琳的那句话,“等到我100岁,两个女儿40岁,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李征外均为化名)

来源:澎湃新闻     2019年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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