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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的治国法宝

admin 发表于 2019-7-25 00:46:54

黄守愚按: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学习到了孔子的儒学思想,并以此治国平天下。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杰斐逊是一个运用儒学治国的典范。当然,这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建构出来的儒学和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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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就任美国第三任总统,开启了美国政治史上的新时代。曾经在18世纪90年代的宪法争论中恣意肆虐的党派敌对情绪,因为联邦党人在1800年选举中的败北而趋于平静。杰斐逊两届任期结束之后,与其政见大体相似、同样来自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继任总统,形成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杰斐逊时代,或曰“弗吉尼亚王朝”。在此相对平稳的政治氛围中,今日的很多美国传统开始成型或者得到巩固。这其中不仅有政府的引导作用,更得益于借助日渐丰富的传播媒介而开展的社会争论。争论将民众聚集到特定的观点周围,为美国传统的生成奠定民意基础。参与者不但援引欧美思想经典,而且频繁提及中国的文化圣人孔子。因其特有的处世与治世思想,以及对于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象征意义,孔子是美国政治传统奠基过程的重要参照和灵感来源;他出现在这种场合,构成了别具一格的早期中美文化交融形式。鉴于学界对此尚无涉足,本文依据1801—1815年间美国的报刊杂志和各类大众出版物,对此略作探讨。

一、重申美国革命理想中的孔子

杰斐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最主要起草者,他在就任总统之后自然极为强调革命理想。受其影响,全美掀起重申革命原则的热潮。社会舆论不仅不厌其烦地提及此类理念的重要性,而且常以它们为依据,评判政治人物的言行。在舆论的字里行间,孔子因其广为认可的道德伦理家地位,成为革命理念现实价值的重要支撑,也是不同阐释者竞相利用的理论依据。

独立是美国人引以为豪之事,自豪情绪在每一时代都不乏热情表达之人。由于杰斐逊与独立宣言的紧密关系,盛赞美国独立构成了杰斐逊时代美国人重温革命理想的宏大背景,孔子常常现身,强化美国人的爱国激情。独立日演讲乃这一背景的关键支柱。1810年7月4 日,缅因州尤宁镇(Union)的一篇演讲颇具代表性。演讲者将独立之于美国的意义比作孔子在中国的角色。他蛊惑道,既然“盲从的亚洲人自古以来从未忘记纪念圣人孔子的生死”,美国人更无理由忘却国家的独立。“我们的目标是高尚的,内心是兴奋的”,美国的“真理和原则”必须时刻重温。〔1〕作为美国革命和民族灵魂象征的乔治·华盛顿更是不容玷污和亵渎。托马斯·佩因曾为鼓动美国人的革命激情而作出巨大贡献,但在1805年致朋友的一封信中,又指责华盛顿屈从英国而又性格虚伪。此信一经刊载,立刻引发舆论的口诛笔伐。化名“孔子”的评论者不但称呼佩因为“背信弃义者的使徒”,讽刺他为“即将登基的美国皇帝”,甚至对准许他返回美国的杰斐逊也深感愤怒。〔2〕

事实上,在杰斐逊时代,重温革命理想和革命领袖的典范作用俨然已成经久不衰的社会仪式,主流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其中。〔3〕革命者为美国后世确立了很多理想,而在19世纪早期的社会舆论中,人们不断重温且与孔子有关的理想大致有三:为政美德、政治公正和社会宽容。

“美德”(virtue)一词在美国革命和早期共和国的大众政治话语中出现频率极高,指代为民着想的执政理念和高尚的道德操守。杰斐逊时代的社会舆论在重提美德原则之时,不断引用中国的道德家孔子,增加观点的可信度。1802年,有感于某些政治人物追逐私利,忽略“公众的安全与富足”,化名“一位农夫”的评论者旧事重提,引用身为开国元勋的约翰·亚当斯写于1776年的信件。亚当斯大谈政府的存在目的,认为“能够向最大多数的人民提供最大程度的安宁、舒适、安全,或者归根结底,幸福,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一政府观得到了孔子等“所有严肃的真理追求者”的认同,因而值得永久提倡。〔4〕然而,环顾当时的美国政治形势,背离为政美德的情形比比皆是,让人深感愤慨。他们纷纷以维护民众权利为出发点,批评政治人物。比如,署名“孔子”的撰文者多次现身报纸,抨击杰斐逊的政治对手唯尊权力,采用多种手段蛊惑民众,实则变相奴役。此说遭致批驳。反对者声称,“孔子”故意夸大杰斐逊阵营为民着想的举措,抹杀对手的民众情怀,乃“卑鄙小人”。“孔子”反戈一击,认为诘难者虽然自称“农民”,但不专注农事,而是染指政治,本身就违背了杰斐逊时代的美德观,绝非远离政治的自耕农。〔5〕

不符合所谓为政美德者被人以孔子的名义加以抨击,不仅见于论战者之间的相互批驳,更有联邦层面的政治人物成为鞭策对象。1808年,又一场选战拉开帷幕。曾在独立战争中慷慨陈词的詹姆斯·麦迪逊披挂上阵,来势汹汹。对麦迪逊心怀芥蒂的人模仿在美中国人的口吻,抨击麦迪逊。“中国人”写道,麦迪逊结党营私,唆使国会议员支持自己,“率先玷污了这一神圣机制(国会)的纯洁”,“迟早会卷走国家自由的闸门已经打开”。麦迪逊及其支持者滥用权力,伪装成最为衷心的爱国者,制造政治混乱。有鉴于此,“中国人”“以孔子的精神”发誓,即便他第二天就能登上总统宝座,他也不愿多呆一日。〔6〕来自马萨诸塞州诺福克(Norfolk)的戴(Day)参议员通常自诩言行一致,信守承诺,乃“孔子第二”。时值各路政治人物为是否延续国家银行的许可令而争论不休,戴声称,除非许可令明确银行股东的个人责任,他不会投票支持。然而,在与银行支持者“门外密谈”之后,戴决定,“改弦更张才符合自身利益”,“孔子第二”的美德杳然无存。〔7〕

政治公正是人们重温的革命理想之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模式一样,美国奉行多数决定权原则。但这种惯例虽然顾及主要社会群体的诉求,却是对少数社会成员的漠视,有悖真正的政治公正。对此深感忧虑者时而撰文,提醒人们重视少数派的存在。杰斐逊时代的美国崇尚庶民权利,排斥被称做“贵族”的社会上层。然而,此举引发身为少数派的社会上层严重不满。其代言人宣称,上层社会才是美国道德、美德、科学和文学品味的承载者和延续者,美国政府忽略他们就如同“中国皇帝消灭孔子门徒”,不但有失公允,而且得不偿失,于国家无益。〔8〕化名“孔子”的评论者也加入这一讨论之中。他尽管并不认可社会“贵族”的做派,却同样反对多数社会成员滥用决定权。很多手握权力者假借“人民的声音”,充耳不闻少数人的要求和独到见解。在引用古今众多事例之后,“孔子”声称,“所有例证已经证明,多数人是他们自己最为凶恶的敌人”。“美国政治史”充斥着“人民的声音”导致的恶果。〔9〕为保证政治公正,法律机构的独立和严谨程序必须得到尊重。“孔子”在另一文章中写道,立法机构,即国会,不应参与具体的人事任免,而应专注相关法律原则的制定。〔10〕数份小册子还从爱尔兰法官审判叛国罪的实践中,悟出了司法公正对于健康政治气候的极端重要性。据称,某些爱尔兰法官认为,叛国罪的审理并不一定需要两名证人的证词。但美国小册子却相信,孔子和柏拉图等人曾经明示,“公正公平的审判”必须拥有两名证人。〔11〕
政治包容乃舆论借助孔子着力突出的第三大理想目标。19世纪早期,美国的政治模式仍未完全定型,派系林立,政治纷争缺乏规范。所以,舆论希望,派系之间需要相互包容,成就美国政治生活的和谐,造福美国民众。此为政治包容的内容之一。化名“孔子”的评论者感触颇深。他指出,派系斗争是导致所有古今共和国政治搁浅的暗礁,大革命之后法国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最好的说明。“孔子”呼吁,美国政治人物应该摒弃“派系的计划和目的”,致力于国家福祉,美国方可避免重蹈覆辙。〔12〕一篇独立日演讲同样要求美国人,不要让“派系恶魔”阴谋得逞,窒息爱国主义情怀,以免出现孔子所哀叹的国家混乱局面。〔13〕

宽容异己是政治包容的另一标志。然而,在多家报纸异口同声的讨伐中,“杰斐逊的恐怖统治”却与此背道而行。报纸声称,“针对共和党内任何不愿默许总统的观点和措施但却拥有美德和才能的人,一场无情的报复性战争已经开始”。杰斐逊据信发动了与宗教迫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政治迫害,个人独立遭受破坏,人们必须顺从“王室旨意”。甚至在国会里,如果出现德才兼备的共和党人,那也是“应该遭受诅咒的罪恶”。国会议员必将群起而攻之,就如同中国人对待不是孔子门徒的人一样。〔14〕此处的共和党并非当今同名党派的前身,而是民主党在19世纪早期的称呼。杰斐逊本为该党领袖人物,却无法容忍党内意见相左之人。在舆论的建构之下,排斥和迫害异己的严峻程度可见一斑。

尊重多元文化是政治包容的又一内容。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但在早期美国,很多人已经有此意识,并以孔子为例,说明文化多元实乃政治包容的要素之一。波士顿牧师杰里米·贝尔纳普(Jeremy Belknap)已在19世纪之前去世,他关于美国理想的论述却经久不衰,在杰斐逊时代仍不断见诸报端。贝尔纳普写道,长久以来,新英格兰地区唯有特定群体才能享有“政府的荣耀和好处”。“即便在如此开明的今天”,孔子门徒和犹太人等仍然无缘“我们的公共议会”,不管他们是多么优秀的公民。而道德败坏的基督徒却可以在政府部门畅行无阻,贝尔纳普为此“感到脸红”〔15〕。1849年淘金热之前,造访美国的“孔子门徒”极为稀少,贝尔纳普文中所提,当为比喻,显示美国欠缺文化包容。有人甚至提出,美国应该创造适当氛围,开阔民众视野,让他们既为路德和卡尔文而战,也要为孔子而争。既如此,美国就能引领世界。〔16〕路德和卡尔文是欧洲宗教改革的先驱,直接促成了新教的产生,而美国又是新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所以,这一提议实际上把孔子与美国人的精神先驱等同起来,体现文化包容。此外,孔子还被用来提醒美国人,在对待各种古今文化时,也需要宽容的胸怀。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人们不能因为古代思想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全盘否定之。换言之,“中国有欺凌百姓的和尚”,但切不可据此认为“睿智的孔子就是拙劣的江湖骗子”〔17〕。早期美国,由于对中国缺乏深入了解,常把佛家弟子视做孔子门徒,便有了前述说法。信息虽然有误,强调思想包容的意图却是明显的。

毫无疑问,美国革命奠定或重申了诸多耳熟能详的理想原则,其中就包括此处论及的美德、公正与包容等。然而,建国之后,各种政治群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争斗激烈,弃立国理想于不顾,或者假借捍卫理想之名,逐名夺利。杰斐逊时代奉革命理想为圭臬,反而导致言行反差更为明显。借助中国道德家孔子的盛名针砭时弊、重温理想便有了合适的政治和民意土壤。

二、孔子与美国早期的农商道路之争

美国的独立与建国不仅事关理想原则的确立,亦是决定美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杰斐逊时代,美国依然以农业为主导,但受欧洲工业革命的刺激,商业和制造业已有长足的进步。农业与工商业,孰轻孰重,引发激烈争论。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唇枪舌剑早已成为经典话题。但常被人忽视的是,即便秉持重农主义的杰斐逊就任总统之后,两条道路之争仍然余波难平。1807—1809年间的美国贸易禁运所引发的社会辩论就是典型例证。

1799年开始,法国的拿破仑政府为了争夺殖民利益和欧洲霸权,与英国进行了长达十数年的战争,史称拿破仑战争。战争初期,美国利用中立地位与交战双方开展贸易,大获其利。然而,1806—1807年,法国和英国先后宣布,严惩进入敌国港口的第三方船只。而且,英国还从1807年开始,强征抓获的美国海员入伍。杰斐逊政府为了避免美国商船遭受更大损失,于1807—1809年实行自我闭关,禁止与英法两国开展贸易。此事虽说本意良好,但却损害了依赖进出口的工商业者的利益。很多人自然就把此举解释为杰斐逊政府重农轻商,并由此展开了另一场关于美国发展道路的辩论。因为中国社会厚重的农耕色彩,孔子成为辩论中美国重农主义者的代名词,频频招致工商业者的抨击。

第一,在工商业的很多支持者看来,禁运法令的根源就在于,杰斐逊等人的见解与孔子的反商思想一脉相承。数家报纸转载的文章声称,孔子告诫他的国人,“有尊严地蜷缩在自己的躯壳里并且一刀斩断与外国的所有交往”,能够“最好地”保护中国的独立与自由。但事实却是,由于缺乏商业,而商业又是“思想的高效催化剂和土壤的增肥剂”,中国人的思维陷入“人类思想深渊的最低点”,整个国家弥漫着“极端的无知、极端的贫穷和极端的不幸”。与此同时,闭关锁国也让中国人无法摆脱“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因为他们无法知晓外界更加开明的政治形式。就“毁灭自由”的效果而言,“中国的反商业体制”盖世无双。杰斐逊及其继任者麦迪逊与孔子观点类似,相信“唯有摧毁商业,才能保存自由”。禁运措施的出台,目的就在于“永远切断我们与海洋的联系”。文章作者只能希望,“我们比中国人幸运”,能够在禁运体制下“维系我们的自由与独立”〔18〕。
在另一篇广为流传的政治评论中,撰文者指责杰斐逊将其在法国学到的重农主义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授意之下出笼的禁运法案“将很快迫使我们的商人把锄扶犁,他们的妻子则养牛挤奶、纺纱织布”,是“没有绞索、没有流血”的道德革命。依赖海外贸易的沿海各州因为禁运而经济衰败,奴隶制农业支撑的弗吉尼亚(杰斐逊的故乡)则统领全国。评论者声言,虽然杰斐逊被支持者视为比孔子高明的人,但他的政策思路其实与孔子如出一辙。文章特地在末尾的注释中说明,孔子“坚决赞成永久禁运并断绝对外交往”〔19〕。禁运措施的反对者提醒政府,在人类历史上,商业程度最高的国家往往“最有教养,最为高雅,最为开明,最为幸福”,而“中国人的无知和贫穷则显示,孔子的反商业精神绝对不可效仿”〔20〕。

杰斐逊和他的继任者显然没有听从上述建议,禁运机制仍然沿着既有的程序运转。反对之声也就绵延不断。抨击者不但如前所述,挖掘禁运动机与所谓孔子“反商业精神”之间的相似性,更在很多时候直接把禁运措施的始作俑者比喻为孔子。此为人们主张工商业利益的第二大话语策略。杰斐逊设计和推动了禁运政策的出台,因此受到反对派的集中讽刺。杰斐逊有时被直接称呼为孔子。例如,听闻国会已在考虑组建海岸民兵,以便阻挠船只出海,有人气愤地写道,即便微型船只也会在“永久的商业禁运中”消失,而杰斐逊政府只有在上帝面前,才有可能“放弃迫使我们融入孔子商业体系的企图,终止荒诞而又残酷的计划”〔21〕。杰斐逊主导的商业禁运被比做“孔子商业体系”,杰斐逊自然就成了孔子在美国的化身。

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杰斐逊又被称做“小孔子”(Confucius the Younger)。深信孔子反对商业的美国人直呼杰斐逊控制之下的华盛顿为“新北京”,乃“西方荒野之城和新中华帝国的首都”。以此为背景,好事者编写了一则发自新北京的报道,在中国的语境之下讽刺杰斐逊的贸易禁运。杰斐逊摇身一变,成为黄袍加身的“小孔子”。“我们卓尔不凡而又可敬可爱的皇帝”并不明确昭示应该如何处理“当前的危机”,只是私下暗示文武百官,“小孔子的反商业体系,经过修正和补充,必须继续”。议事官员虽然颇有微词,但“在我们的制度中”,他们也只能点头称是。〔22〕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也加入到反对杰斐逊禁运政策的行列当中。在致马萨诸塞州议员的信中,亚当斯声称,禁运如不立即终止,民主将在美国东部死亡。杰斐逊的反对者由此蛊惑道,有众多确凿证据显示,本来顺从的那些美国人正在酝酿“针对‘小孔子反商业体系’的暴动”〔23〕。另一文章假借华盛顿多风的气候特点,揭示迅速聚集的反禁运力量,认为见证分歧急剧扩大的国会山将成为“风口浪尖”(Windy Hill)。作者预测,如果“小孔子”继续占据总统职位,而华盛顿又成为另一个北京,国会真就变成“雷风塔”(Tower of theThundering Winds)了。〔24〕

即使杰斐逊不被视做孔子的翻版,他在某些人眼里,仍然是孔子的虔诚追随者。1808年8月,又一场国会和总统选举即将上演。不满禁运政策的人呼吁选民,抵制杰斐逊或其指定的接班人以及支持杰斐逊的国会议员。杰斐逊被指“敌视国家的商业,并且有意将其摧毁”,“危害人类幸福”。商人和相关人等成为一无是处的群体。杰斐逊正在从行为和习惯上,将美国人同化为孔子门徒。诘难者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发现杰斐逊正与“中国首领”在华盛顿展开谈判,准备“用自己的红马裤换取中国官服”,民众不应感到惊诧。〔25〕因为相信杰斐逊操控国会,指定詹姆斯·麦迪逊为总统候选人①,“老派共和党人”(杰斐逊所在政党的保守派)特地开会声讨。会议决议强调,青睐或者仇视外国的人都不能担当总统之职。然而,麦迪逊与杰斐逊一样,因为反对商业,而成了“孔子的门徒”,因此没有资格登上总统宝座。〔26〕贸易禁运不仅导致杰斐逊与孔子被归为同类,受其影响的麦迪逊也难逃指责,可见孔子反商业形象的根深蒂固。

①19世纪早期的美国,党派体系尚未完全形成,总统候选人因此由国会提名。

杰斐逊与孔子在贸易禁运问题上“殊途同归”,但杰斐逊的“僵化”之至,甚至引起崇尚孔子的中国人的不满,更显出贸易禁运的不合时宜。从真正的孔子信奉者的视角,暴露杰斐逊对于孔子反商精神的拙劣模仿,乃禁运期间重农倾向遭致的第三大话语冲击。1808年7、8月间,一艘从事中国贸易的商船获得总统许可,打破禁运,前往中国广州。此事传得沸沸扬扬,引发约20家报纸高度关注。根据报道,商船拥有者恰恰是假托孔子之名,突破了杰斐逊与孔子一脉相承的反商业禁运。7月下旬,一名中国官商及其秘书造访华盛顿,申请免除禁运限制,以便他所乘坐的商船能够前往中国,载回其在美国积蓄的四、五万美元财产。商人申诉的理由尤为特别:其父90 高龄,随时可能驾鹤西去;而依照孔子戒律,如果儿子不在现场,老父去世七年之内不得安葬。商人因此必须赶回中国。〔27〕禁运措施受到孔子“启发”,而中国人则以孔子为武器,对抗禁运。这在用孔子嘲讽杰斐逊的人眼里,无疑是对美国政府的一大讽刺。

后经查实,事件涉及的中国人并非官员,而是美国商人为了骗取许可而专门安排的普通中国人。杰斐逊在未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形下,居然颁布特别许可,招致反对者的严词抨击。有人撰文斥责曰,当美国与最近地区的海上贸易都被禁止时,总统却允许此船前往中国,他“必须做出解释”。作者要求,如果海外贸易对美国有利,就向所有人开放,反之则应全面禁止,特别许可有悖法理。〔28〕此事广为流传之后,成为人们讽刺贸易禁运时的重要素材。比如,一则评论称呼涉案中国人为“卑劣的中国小贩”。他极具揶揄意味地宣称,目睹此种策略大获成功,从事东印度贸易的美国商人,正在四处寻找合适人选,以便把他们培养成“中国官员和孔子门徒”。一所培训学校即将在费城开业,“一名优秀教师负责传授中国习俗和礼仪”〔29〕。在报纸杜撰的信件中,名叫梁志宏(Lien Chi—Hoam)的中国人因为禁运而无法回国,便给远在北京的朋友写信,大倒苦水。编者按趁机嘲讽道,“没有任何船只敢于把一只老鼠带到海上,更别说一个饱受折磨的中国人,除非他是一品官员,并且‘海狸’号愿意出手相助,驶往中国”。在信件末尾,梁以孔子的名义发誓,自己绝对不愿在自闭国门的美国多呆一天〔30〕“一品官员”显然指代帮助美国商人骗取出海许可的中国人,“海狸”号则是获得许可的美国商船。他们与孔子出现在同一信件中,既讽刺贸易禁运不得人心,又批判杰斐逊政府愚昧无知,缺乏判断力。

贸易禁运虽有保护美国商船免受英法攻击的本意,却因为作茧自缚,严重压缩了美国工商业的市场与发展空间,遭到大力抵制。反对禁运的人并不认为杰斐逊政府有着高尚的国家利益观念,而是相信,禁运措施的出台标志着杰斐逊重农反商思想的胜利。几乎所有抨击都在着力强调这一点。中国以农为主,孔子便被建构成重农思想的代言人,与杰斐逊的言行本质相通。所以,无论揭示杰斐逊禁运思维的根源,还是讽刺这种思维的偏狭古怪,抑或暴露他的无知与缺乏理性,诘难者总是喜欢引用孔子为参照。以这种特殊方式,孔子融入了早期美国的农商发展道路之争。

三、孔子与美国社会的宗教属性

在围绕革命理想和发展道路激烈争论之际,杰斐逊时代还是美国明确宗教的社会地位之时。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建立国教或干预信仰自由。然而,此条并未说明政府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宗教的社会功能。杰斐逊的当选将宗教悬案的解决提上了议事日程。早在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杰斐逊反对政府资助教会的立场就已人所熟知。他不愿神化耶稣,基督教仅被视为道德体系。杰斐逊更在1802年明确提出政教分离原则,为后世处理宗教问题奠定了基础。由于美国民众的信仰自由诉求,杰斐逊的宗教立场得到舆论的普遍认可,有别于禁运措施激起的社会不满。在杰斐逊宗教立场的大背景之下,美国社会就宗教的存在意义和政府的作用展开了热烈讨论。由此达成的共识是,美国社会需要宗教的道德与价值规范作用,但政府不应卷入宗教事务之中。今天美国的宗教观便是来源于此。孔子散发出某种程度上的宗教气息,他在中国的处境和社会作用因此常被用作杰斐逊时代美国宗教地位讨论的参照体系。

一方面,孔子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深远影响,说明宗教乃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社会必须拥有的信仰支撑,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存在。人们声称,大多数欧洲人和他们在美国的后裔信奉基督教,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很多人信仰自然神论。尤其在中国,孔子“以宗教的名义……向民众传播极为优秀的道德体系”。所以,“世界何处不拥有宗教,不信奉上帝”,所不同者,仅在崇拜上帝的形式。〔31〕这实际上是在反驳那些一味否定宗教必要性的人。本着类似的出发点,宗教讨论的另一参与者抨击孟德斯鸠关于信仰正误的言论。孟德斯鸠以是否宣扬精神不朽论为标准,划分信仰的优劣。据此,“孔子宗教”因其现世性,而根植于“低劣的原则”,其长久存在仅仅得益于“绝佳的社会影响”。美国的反对者认为,既然具有极好的社会影响,孔子和类似信仰就不应被归入谬误之列。〔32〕该人士的言下之意是,不论何种宗教,只要有益于社会,就须得到尊重和肯定。换言之,美国和其他社会需要各类宗教的引导和规范。

在美国,基督教占据着信仰主流。如有淡化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之举,必然遭到人们群起而攻之。因为追随其他信仰而荒废基督教尤其让人难以接受,通过孔子映衬出来的此类事例时有所见。有些人否认上帝的存在,相信哲学,不信圣经,相信传统,不信福音,相信孔子,不信基督。舆论以“不信上帝者的信仰”加以形容,足见不愿苟同的心态。〔33〕假借其他信仰之名全盘否定基督教存在价值的举动,必然招致更为猛烈的抨击。纽约有神论协会(Theistical Society)主席伊莱休·帕尔默(Elihu Palmer)在1802年发表的言论就遭到公开挑战。帕尔默声称,孔子等人的思想原则“正确、高雅、有用”,而圣经的道德教义却“残酷、不道德”,甚至有“吹嘘”之嫌。舆论批驳道,帕尔默有此主张,不配作为牧师。〔34〕引起异议的与其说是孔子获得的高度评价,不如说是基督教遭到了贬低。撰文者不希望基督教因为其他信仰的渗入而被削弱。而对于孔子本人,杰斐逊时代的美国还未见激烈的抵制情绪,容忍度明显高于19世纪中期华人大举移民美国之后。即便基督教人士也会引用孔子言论,为加强美国社会的宗教信仰造势。例如,1801年出版的一本布道小册子写道,孔子曾说,“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论语·阳货》)。有鉴于此,“我对那些年纪轻轻就忘记上帝的人几乎不抱希望”〔35〕。

另一方面,孔子学说的实用性表明,美国在宗教信仰方面,应该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适当吸收孔子思想等非基督教道德体系。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是美国早期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影响极为深远,经常被各类媒体所转载。在拉什1813年辞世之时,他关于美国教育原则的思考再次引发关注。其中引起巨大社会共鸣之处当数他对教育基础的界定。拉什认为,美国教育的“唯一基础”是宗教。如果偏离这一基础,美国就会丧失美德,没有美德就没有自由,美国的共和政府就会坍塌。至于发挥教育奠基作用的宗教,他首推新约,但也不排斥孔子和穆罕默德的思想。舆论称赞这一思想不但“独到新颖”,而且“效果极佳”〔36〕。其他人关于教育的见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例如,一则建议劝告曰,人们可以用孔子等人的哲学规范言行,但圣经是无可争议的“完美模式”〔37〕。有作者指出,某些人虽然天资不凡,却因为没有正确信仰的引导,而成为“社会的害虫和人类的敌人”,站在“孔子或苏格拉底的对立面”。〔38〕更有人大胆提议,将孔子等“异教”思想家的道德学说整合起来,作为美国信仰的补充。此举“与造物主的仁慈愿望不谋而合,必将赐予我们坚实的幸福”〔39〕。

鼓励美国人格教育吸纳孔子原则的人不在少数,各类出版物经常选登的孔子言论或者假托孔子的所谓名言就是明证。一本讲述生活道理的小册子选登了“知者乐”(《论语·雍也》)等孔子语录。〔40〕几家报纸以“孔子的哲学”为题,阐述孔子的中庸之道,教导人们不可走向极端。报纸还把明代哲学家王守仁“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传习录》卷上)误作孔子语录,规劝人们心态淡泊。〔41〕1810年的一本历书告诫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节制,孔子“食无求饱”(《论语·学而》)等言论赫然列于数位古今圣人的名言之中,作为佐证。〔42〕

而在更多时候,由于早期美国真正阅读孔子语录的人不多,假借孔子之名自编生活警句的情形较为普遍。例如,不同报纸竞相刊载的“孔子”格言居然包含“所罗门”和“罗马”等字眼。如“尽管用某些伟人的名字给小孩取名完全妥当,但孩子绝对不会因此获赐不凡的天赋和美德。很多人叫所罗门,但从未拥有以色列国王的智慧”;为了劝阻人们迷恋大城市,“孔子”又说,“一个国家的最大城市通常最为腐化……正是在罗马,喀提林(Cataline)①图谋政变,并几乎得逞”〔43〕。孔子生活于东西方交流尚未开始的时代,显然不可能知晓所罗门和喀提林等西方人物。两人出现在所谓的孔子格言中,只能是看重孔子声望的美国人蓄意为之。喜欢炫耀幸福富有的人也得到报纸借用孔子之名发出的劝告,“试图说服他人相信我们很幸福,比我们自信很幸福更加困难”〔44〕。谈论爱情的诗歌告诉女性,拴紧男人浪荡的心并非延续爱情的锦囊妙计。“孔子”说,如果束缚男人真有奇效,“一种方式绝对可行——割掉他的喉咙”〔45〕。崇尚思想自由的人告诫众人不可画地为牢,束缚思维。此举绝非难事,因为“孔子”说过,“人要咬掉自己的鼻子何其不易”〔46〕!诸如此类的言论不是出自孔子之口,但不同的撰文者却乐此不疲地编写“孔子”语录,传播被视为得体的社会价值观念。这表明,在杰斐逊时代的美国,孔子的社会规范功能已得普遍认可,否则不会涌现如此众多的假冒孔子。放置在基督教占据主导的美国语境之下,真假孔子语录的存在见证了美国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极力营造的开放宽容氛围。

①喀提林是古罗马共和国贵族,因竞选失败而图谋叛乱,遭镇压,后战死。

第三,正因为宗教多元与宽容业已成为气候,人们极其警惕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宗教事务、偏袒特定信仰体系之举。类似事件如有发生,必然引发抗议之声。孔子以其特殊的异域信仰领袖的身份,为抗议者提供参照和证据。一本地理教材尽管声称,美国的立国者选择了基督教,而不是孔教或者伊斯兰教,但为避免激起民怨,特地声明,“法律或宪法没有偏袒特定教会”〔47〕。托马斯·佩因曾是美国独立革命的功臣,但在旅居法国时创作了“理性时代”一文,宣扬自然神论,反对基督教条,为很多美国人所不齿。因此,当杰斐逊于1802年同意佩因返回美国时,斥责杰斐逊袒护自然神论的声音不绝于耳。杰斐逊的支持者化名“孔子”,竭力利用孔子既是非基督教精神领袖又以公正客观著称的形象,证明杰斐逊不但没有偏袒之意,反而在践行宗教宽容。“孔子”写道,宗教本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事情”,无关政府法律。既然佩因没有侵犯他人的信仰自由,他错误虚伪与否就不应成为美国拒之于国门之外的理由。〔48〕

舆论针对两个外国事例的评论同样证明,杰斐逊时代的美国人已经极为防范任何建立国家信仰体系的企图。19世纪初,一位“值得尊敬但却腐朽的法国贵族”现身美国杂志。此人妄想成为美国的国王。视共和民主制为至宝的美国人憎恶至极,斥责“法国贵族”妄图主宰美国的思想,充当美国的孔子。〔49〕孔子对于美国人而言,具有宗教意义。用“充当孔子”来比喻建立美国王室的企图,表明文章作者既恐惧君主制,也排斥一统国家的宗教。拿破仑在法国国内的举动是触动美国人宗教敏感神经的另一事件。据称,拿破仑施以行政权力,禁止书店出售圣经,竭力排斥基督教,代之以“拿破仑主义”。拿破仑深信,“相比仅懂政治和军事之人,摩西、孔子、耶稣基督和默罕默德更能在追随者的脑海中扎根”。所以,他自己也要以宗教形式让后世永久铭记。美国人所不满者,在于拿破仑滥用行政手段,打击既有宗教,“另立新教派”〔50〕。可见,不论国内国外,只要事关政府偏袒特定宗教,美国人都会显露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和批判精神。

杰斐逊时代正式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从此有规可循。杰斐逊的决定纵然有着个人思想背景的因素,但他显然也在迎合民意走向。社会舆论涉及孔子的宗教争论就是极好的民意映衬。通过引用孔子及其特殊的信仰寓意,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确认和固定了后世奉为圭臬的宗教原则:宗教是必须的,但政府干预则不可取。孔子既是杰斐逊时代宗教话语的构成要素,亦让宗教话语更加形象、更具活力。

四、结束语

“1800年革命”不仅让杰斐逊荣登总统宝座,而且开启了美国历史上的新时代。领土扩张、政治相对稳定、美国再次赢得对英战争的胜利等,构成杰斐逊时代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此前引发激烈社会争论的众多话题仍是民众讨论的焦点,如为政理念、发展重点和宗教信仰等。而在围绕诸如此类的话题展开讨论的过程中,美国人不但引用欧美名人名言和思想经典,更在引证中国思想家孔子时得心应手。孔子从而参与杰斐逊时代的美国社会大讨论,成为华人大举移民美国之前独特的中美文化交融现象。

而且,我们可以据此进一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中美思想交流早在文化人士造访对方之前就已广泛进行。虽然从1784年美国商人便开始穿梭于两国之间以获取商业利益,而非思想交流。真正带着文化目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是在1830年以后。即在此之前,中美两国并无直接的思想文化接触,但本文的分析显示,两国文化早已相互交融,美国人亦对中国文化甚为熟悉,因为欧洲充当了此时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第二,尽管中美两国直接交往尚不深入且极为有限,美国人根据传自欧洲的间接材料,业已形成基本的中国和孔子认知模式。中国被视做闭关锁国而又崇尚农业和道德的国家;孔子乃中国国民性格的总根源,既是志存高远的道德家,又代表着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当然也有如本文揭示的轻商思维等所谓缺陷。这种认识定式影响深远,随后的直接思想接触也未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第三,学界以外的美国社会并不关心孔子及其思想的本来面目,而是依据具体的需求进行诠释,赋予孔子超越中国语境的角色和内涵。孔子帮助美国人重申革命理想、反证重农思想不足取以及界定宗教与政府的相互关系等,均属明证之列。总之,杰斐逊时代美国社会争论中的孔子是近代以前中美文化交流的见证,对于我们完整认识中美关系的演变历程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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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天下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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