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走进那个在梦里经常出现的温柔乡时，却看到一群陌生的熟悉人和那个真的无法睡下去的炕。”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过年回家的故事
吴晓波老师曾分享过两个过年回家的故事。
第一个是吴老师的一个企业家朋友。他的老家是山东聊城的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只有100多户人家，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他本来能风风光光回去，但他很怕，因为会见到很多同龄的亲戚、小学同学或者童年玩伴，他们有可能是一个农民，有可能是村里的一个干部，也有可能像他一样功成名就，在镇上经营着一个生意。
他觉得，见面的时候可能会很开心、很亲热，因为大家都是二十多年前一起掏鸟蛋，一起在黄土地里撒尿，一起捏泥巴玩的小伙伴。但是坐下来5分钟、10分钟、半小时以后，大家可能就无话可聊了。甚至在村子的路上碰到哪个小学同学或表亲，他都不知道怎么打招呼。
来源：网络（配图与内容无关）
他想起上小学的时候看到的一篇课文，讲的是一个农民在路上碰到一个富农，于是热情地打了声招呼，但富农只是冷淡地回应了他，表现得很不耐烦，那个农民心里受到很大伤害。
他说：“唉，我马上就要回到那个小村庄了，现在想想那个场景，都会有罪恶感，我该怎么办？
另一个也是吴老师的朋友，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老家在辽宁铁岭。
有一年，他回老家，老母亲说晚上就睡在家里吧，两个人一起睡在炕上。结果一个晚上睡下来，第二天他的腰就已经完全直不起来了，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将近50岁的人了。
他还吐槽说，房间里还没有马桶，拉大便的土坑非常臭，差点把他熏倒了。所以第二天他就和他母亲说：“妈，我实在不行了。我想在县城的宾馆睡几晚。”
他老娘当场就翻脸了，指着那个炕对他说：“你可不要忘本啊，你知道吗，四十多年前，我就是把你从这个炕上拉出来的，你在这个房间里生活了十多年，现在你虽然是一个教授，但你怎么能忘本呢？
朋友苦着一张脸对吴老师说：“我真的不是忘本，只是不再适合那个炕了。”
断亲：维系感情的三个基础
这种尴尬，甚至罪恶感，很多人在过年回家的时候或许都经历过。
有人受不了发小的疏离，有人受不了传统的“陋习”，有人受不了亲戚的攀比，有人受不了父母的唠叨和各种“催”，有人受不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少了点城市的灯红酒绿……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过年不回家，回家不走亲友”。
来源：网络（配图与内容无关）
如今，这种现象称为“断亲”。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问卷调研显示，80%以上的受访者与父辈亲戚的联系频率为每年1-2次，接近1/5的人基本不走亲友。
但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只是近几年来，这种“共识”变得愈发强烈，尤其在年轻群体中。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小武通过调查发现，18岁以下的年轻人“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63.1%，26岁至30岁的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
断亲，意味着原本维系的情感，成了断了风筝，孤零零地飘荡在空空如也的城市上空。
对于这个现象，哲学家首先有话说了。比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人类的感情不被断掉，能够持续下去，必须建立在三个基础上：
第一是平等，第二是有相近的价值观，第三是有交集的生活体验。
罗素说，只有在这三个理性前提下，一份感情才有可能持续，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他们的感情、生活和工作没有任何交集，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对一个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他们的知识积累都大相径庭的话，那么感情一定会被时间冲淡。
罗素提到维系感情的三个关键词：平等、价值观、共同体验，适用于友情，也适用于亲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中间并不存在任何的忘恩负义，也不存在歧视的意味，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两个人已经不再同一个世界里了。
尽管在村里还是被叫做翠花、狗蛋或张娃子，但大城市里曾发生过的伤痛和喜乐等构成的所有经历，早已将人塑造成新的社会角色，他变成了安娜、托尼或凯文，当然这并不是一种揶揄或讽刺，而是一种“成长”。
所以有一句歌词是这么说的：“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或许，肉体已经回去了，但心已经回不去了。被现代社会洗礼过的人们，可能无法真正地回到从前了。
来源：网络（配图与内容无关）
被压缩的现代化
那么，现代社会是如何让“回家的诱惑”变成了“回家的困惑”的，社会学家对此倒是有另一番解释。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化有一个过渡的过程，他以1970年代为界线，将现代性分为“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
简单来说，第一现代性就是怎样通过工业化赚钱，然后在再分配中解决财富分配问题，这是现代工业社会要解决的问题；第二社会性就是“风险社会”，即工业化是人类一手造成的怪物，科学、技术、政策衍生出了种种社会问题。规避社会风险成为了发达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东亚地区却有一个独特的现象：一方面在极短的时间实现经济增长、城市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仍然清晰地保留各自不同的传统和特色。
这种把现代化两个阶段压缩成一个阶段的现象，被韩国社会学教授张庆燮称为“压缩的现代化”。日本学界则叫做“半压缩的现代化”。
在东亚这个“怪兽屋”中，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最终形成一个典型的被压缩的现代社会。
尤其是中国社会，更为剧烈、复杂和多元。
爷爷奶奶那代人，处在有几千年传统的农业社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土中国”，父母这一代是工业社会的人，奉行多劳多得，勤劳致富的价值观，而现在的90后00后这代人，处在一个大数据、移动互联、人工智能领先的社会，相信一切“坚硬的东西”都将被摧毁，三种文明的叠加和浓缩，放眼全球也算独树一帜了。
正是这种传统性和现代性并存，反映到“断亲”这个问题上，就成了年轻一辈所抵制的所谓的“恶习”和封建思想，在父母辈中却是不尊重传统，甚至是忘本。而且，每一代人都和上一代人有明显的价值观冲突。
而另一方面，压缩的现代化最典型的特征是“快”，整个社会追求结果和指标，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人在城市中在城市中的高强度社会竞争下逐渐个体化。
比如胡小武认为，“断亲”的一大因素是：拆迁、借贷、财产继承、家庭攀比等造成的心态失衡，让亲缘之间的“利益冲突”超过“利益联结”的比重，从而磨灭了友情和亲情。
这就是被压缩的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工业野蛮高速发展下，“有钱即大爷”这一结果主义所形成的单一评价系统和乡土社会中（熟人社会）固有的攀比等心理混杂在一起，造成了当代人的“回家困惑”。
来源：网络（配图与内容无关）
再比如走亲访友，通过手机就能高效地完成感情联络，发一个微信大红包，就算完成关系的链接了。因为在巨大的社会竞争面前，自己都无法顾及，很难再去和七大姑八大姨面对面地进行深入交流——这同样是结果主义、指标主义和工具理性下的结果。
当然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东亚社会未能从第一现代性丝滑过渡到第二现代性，意味着赚钱和分配尚未完成，却不得不面对新的社会风险。比如，城乡、行业、职业等方面所形成的收入差距，让适应了现代化的年轻个体，意识到父母辈们在经济上的脆弱性。
于是家庭成员成为了东亚社会的风险来源。年轻一代发现，彼此在身体、物质和情感上分开，能够很好地规避风险。“断亲”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所以张庆燮认为，从1990年代开始，去家庭化和规避风险的个体化一直是韩国压缩性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这一特征或趋势，同样发生在今天的中国身上。
接受与包容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方归宿，就像每个牧民都有自己的那一片草原。
但有时候，渺小的个体无法抵挡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冲击——想在现代社会中追逐自由，却又逃不开传统社会中的种种束缚。
所以，你可能仍然会像往年一样尴尬地过完年：当你真正走进那个在梦里经常出现的温柔乡时，看到的却是一群陌生的熟悉人，和那个你真的无法睡下去的炕。
而在吴老师看来，可能只有两个解决的方法：第一，一定要喜欢已经被改变了自己。第二，用体验和包容的心情回到的过去。
或许，没有人真的希望“断亲”，我们只不过是寻求一份相互理解罢了。
来源；吴晓波频道
| 
2545
0